文人是社会的良心

《一件小事》是鲁迅的名篇，作者叙述自己有次乘坐黄包车，在S门附近车把上挂住一个花白头发、衣服破烂的女人，女人慢慢地跌倒了。女人跟现在碰瓷者采用的一些套路非常相似，因为她是“从马路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而且停步，否则女人必然会摔得头破血流。”“我”看出女人并没有受伤，让车夫离开。但车夫却不为所动，在得知女人说自己“摔坏后”，就扶着女人向最近的巡警分所走去……在教育部上班，穿着皮袍子有身份有地位的“我”大受感动，掏出一大把铜元托巡警转交给那位车夫。这其中除了车钱，当然还有补偿车夫损失的意思。

周建人女儿周晔在《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一文中，曾经回忆过父亲和伯父一起帮助一位脚部受伤的黄包车夫的偶发事件。车夫冬天没有穿鞋，结果没留心踩在碎玻璃上，玻璃片扎进脚心，疼得厉害，回不了家，只能坐在地上呻吟。鲁迅发现后给车夫进行了简单的伤口清理和包扎，还掏出一些钱来给车夫，让他在家里休养几天。大冬天的，周晔觉得冻得厉害，可是车夫居然脚上连鞋也没有，这让她觉得不可思议。当周晔询问鲁迅原因时，他并没有回答，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这一声叹息，说明鲁迅也无力改变贫富极度分化的现实。车夫整日忙忙碌碌，可是也仅能糊口而已。他们不是不愿意穿鞋，实在是没有余钱来买鞋。鲁迅所能做的，只有用文章来倾吐胸中的愤懑，从而唤起百姓的觉醒，来为改变这人吃人的社会而努力。

自由作家王小波说，有一次去为朋友搬家，出去时穿得比较破，回来时身上又多了些泥土污渍这样的秽物。结果乘车时，从售票员到乘客都对他很不客气。路上不小心撞了个人，不等他道歉，对方很自然地就对他吼开了。这些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把穿着邋遢、不修边幅的王小波当成了农民工。他们认为自己是城市户口，就可以站得高高的蔑视别人，这就是典型的只认衣裳不认人，是对民工的一种身份歧视。

事实上，王小波曾经是留学生，大学教师，辞职后也是一个有身份的作家，可能比公交车上的那些乘客还要有地位些。可是谁在乎呢？大家就是凭衣着打扮来判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这次受白眼的遭遇使王小波对民工阶层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当大家享受着民工带来的建设成果却从骨子里看不起民工时，王小波却已经能够与民工打成一片，甚至站在民工的立场思考问题。这次遭遇，也算是给了王小波深入生活的机会，其效果跟《一件小事》中的“我”一样，关于底层人士的所见所闻，给自己思想带来了深刻转变。王小波认为，一个人道德高尚与否，不在于这个人穷不穷，而在于这个社会怎么对待他；把他当君子尊重，他就会有君子的举动；把他当小人，他就会有小人的行径。

人们常说文人是社会的良心，其表现就是要跳出自己所属阶层，为弱势群体鼓与呼。“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和王小波用自己的行动给这句话做出了很好的诠释，而现在那些跟弱势群体“油水分离”的文人们，是否应该感到汗颜，摸摸自己良心何在呢？（邓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