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记忆

2015年10月4日，是我父亲李承华66周年的祭日。他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云南和平解放之际，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作为烈士遗孤，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日子里，我难抑缅怀之情，含泪整理出这篇我在高中时写下的有关父亲及其家人的拙文，以寄托哀思，表明心迹。

解放前，我的老家在距昆明市西郊30华里的沙朗。据我奶奶讲，爷爷李国真参加过护国战争，负过伤。由于家里没有田产，无法在乡间维持起码的生活，在还没有生我父亲和叔叔时，被迫迁到昆明市区谋生。到市区后，由亲戚介绍到位于平正街的天主教堂去帮洋人干活，奶奶帮他们洗衣服，爷爷帮他们挑水干杂活，历尽艰辛养育三个女儿，15年后（1922年），才生下我的父亲和叔叔一对双胞胎。在我父亲和叔叔出生以前，洋人还发给奶奶一点工资，我父亲和叔叔出生后，洋人就不给奶奶发工资了。后来，洋人认为我爷爷不是个忠实的宗教徒，就把我爷爷解雇了，除大女儿已出嫁外，奶奶和四个子女仍留在天主教堂生活。过了些日子，爷爷由朋友介绍到一家医院去当勤杂工，不幸的是，我父亲9岁那年( 1931年)，爷爷因病去世，家庭生活就更困难了。

当父亲和叔叔长到11岁时，洋人就不准他们在天主教堂生活了，我的奶奶和二姑妈、三姑妈为了照顾我父亲和叔叔，也只好离开天主教堂到圆通街租房住。这时，奶奶已经51 岁，做不起重活，只好帮大户人家缝衣做鞋，二姑妈、三姑妈帮人家领小孩、做饭。父亲则到一家鞋店做学徒，一年后又回了家。1934年，为了节省房租开支，全家又搬到青云街洋枧巷3号租了一间狭小的房子住，生活过得十分窘迫，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奶奶只好强撑着衰弱的病体跟邻居一家做风炉的学做风炉卖。父亲和叔叔虽然高小毕业考取了初中，终因无钱就读，只好辍学在家，起早贪黑地帮奶奶挑水、踩泥。后来父亲和叔叔转而考入补习学校，白天在家干活，晚上去上课补习。

1937年10月，滇军组成60军开赴抗日前线，在昆明招收志愿兵，我父亲刚跨进16岁的门槛，就报名参加了60 军，并于重阳节那天开赴前线。1938年4月，参加台儿庄战役，我父亲作战很勇敢，在一次战斗中，他只身用匕首刺死两名日本机枪手，夺得一挺机枪，得到长官的称赞，并被提升为班长。后来，父亲随军在湖南长沙、衡阳和江西一带驻防。

1940年7月23日，日军侵入越南，为了加强滇南防务，国民政府在滇南重组第一集团军总部， 60军由江西调回云南，驻扎红河一带。1941年，“皖南事变”后，我父亲(当时名叫李保福)因不满国民党同室操戈残杀抗日队伍新四军的行径，于下半年开小差回到了家，同一位姓余的战友在我家住了半个月。余通过西南联大的一位同乡，介绍我父亲到西南联大当了一名保管员。半年后，奶奶到教堂“洋嬢嬢”那里要来了我母亲刘德芬，她是一个孤儿，一岁多就被修道院收养为修女。一年半后（1944年），我母亲生下了我。

在西南联大，我父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这时他改名李健南，经常把一些革命书报拿回家给叔叔看，并给叔叔讲诸如一个老奶奶将八路军战士牛永贵认作自己的亲生儿子， 躲过日本鬼子的搜查。农村小孩铁牛儿冒死送信，帮助八路军通过敌人封锁线等抗日故事和自己的抗日经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策动的内战阴云弥漫昆明， 昆明的形势十分危急，市内外都戒严了，市郊外随时传来枪声。半月后，父亲被学校认为是异党分子解雇了。父亲回家后，仍然做风炉卖，同时坚持着地下革命活动，时常把《香港通讯报》、 《香港新华报》和《警钟》杂志等报道陕甘宁边区及延安中国共产党革命活动消息的报刊杂志带给叔叔看， 教叔叔唱革命歌曲，如“在那些年头，哭声哽着喉，走过了黑夜，走过了浓雾，走过了不开花的荒凉地，走过了兄弟们的尸首，唉唉！千年的土地已苏醒，万里征途已走到头，同胞们，奋起开创革命春秋”等。

1947年3月，父亲经赵家康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革命思想得到升华，地下工作更加积极了。一个雨夜里，父亲拉着雇来的黄包车，把母亲和我拉到状元楼，他站在门口望风，母亲抱着我进去接头，打开包着我的背衫，拿出一支十响枪交给接头的人。几天以后，家里因此遭到了搜查，我父亲被捕了。五六天后，又因证据不足被放了出来，但全身都是伤。养伤期间，我父亲仍然拿回一些进步书籍，如《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等，与叔叔在一起认真学习。

“一二一”运动和“李公朴、闻一多”惨案后，父亲往返于昆明街头叫卖《学生报》、《大公报》及各界人士悼念李、闻二先生的挽联。此后不久，在昆明师范学院张小叟先生处工作的叔叔请张先生介绍父亲到昆明师范学院当校警并任队长。此间，父亲为便于隐蔽，又改名李朝斌，叔叔改名李朝武。当时 昆明的大中学校学生都起来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这一时期，常和父亲联络的是北门街书店里的一个职员(这书店先前是民主进步人士李公朴开办的)。父亲按组织的要求，暗中保护进步人士。

几个月后，师范学院的全体学生集队向院方请愿，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和反对院方开黑名单，遭到院长的阻挠和拒绝，我父亲十分气愤，就抓住院长打了几拳，被当场逮捕，遭到残酷拷打。后来师院全体职工签名要求保留我父亲的公职，院方迫于压力，留下了父亲。1947年下半年，在云南纺纱厂工作的叔叔，经组织安排到文明街书店与地下党组织接头，没想到接上头的竟是自己的亲哥哥，同胞兄弟在特殊环境下相见，自然欣喜万分。按组织安排，父亲改名为李承华，叔叔改名为李德恩，兄弟俩一起被派到陆良马街萃山中学以任教为掩护开展地下武装斗争。父亲于体育教学之余在陆良后山龙海山区小寨村发动建立民兵组织，自己任民兵队长。1947年末任民兵大队长，领导民兵开展地下游击武装斗争，1948年经王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的叔叔在学校以做后勤工作为掩护开展地下活动，1948年初，经朱杰(中共陆良县委特支成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6月，“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第3支队成立，父亲始任分队长， 8月升任中队长。1949年4月，“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第3支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3支队，父亲任该支队第23团团长。

1949年9月底，为粉碎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民团企图围歼“边纵”主力的阴谋， 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3支队改编为西进部队， 23团改编为西进3团随队挺进滇西，以牵敌向西。10月4日，西进部队途经武定县百花山尖山铺时，与国民党保安1旅7、8、9团遭遇并被包围，3团为掩护大部队突围，我父亲亲临一线指挥阻敌战斗，在枪林弹雨中抵前用望远镜观察敌情，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7岁。

父亲牺牲后，遗体简葬于麦岔小杉落村旁。5日被乡民移葬于张家小山。1952年，麦岔乡农协会把他的坟墓迁至黄土坡村旁，并立碑纪念。1955年武定县人民政府将其遗骸迁入烈士陵园安葬，并另立碑记。1995年西南联大和昆明师范大学建立烈士纪念碑，碑文刊载了父亲（载名李朝斌）的生平和业绩。

1949年底，我叔叔回到昆明找到我母亲，我母亲告诉叔叔，自从我父亲和叔叔离家后，她就去帮人家打毛衣、洗衣服。我奶奶每天到饭店买杂菜来吃。1948年奶奶和二姑妈都病死了，迫于生活，我母亲只好把我送进圣保罗修道院，她自己去帮人家领小孩，当奶妈。

1950年昆明解放后，圣保罗修道院把我们20多个女孩全部送到昆明市孤儿院。1953年，孤儿院解散， 院领导决定有父母的就由父母领回，无父母的就送给附近的农村老百姓收养。我母亲接到通知，把我接出孤儿院，但她在昆明西站当奶妈，那儿没有住处，只好把我寄住在青云街洋枧巷一个姓黄的老奶奶家。母亲因无法养活我，就想请原孤儿院领导将我送给附近的农民收养。但母亲又不敢一个人做主，就给叔叔写信，我叔叔不同意给人，要我到维西来。1954年春节过后，母亲买了车票，特意寄给驾驶员带到维西。我到丽江后，因路阻暂住专署招待所。一周后又由到丽江出差的维西邮政干部雇马帮把我和邮件一起带回维西叔叔家，叔叔见到我，悲喜交集，我从此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我叔叔李德恩先后在维西中学和维西县文化馆工作，工资并不高，生活很艰难，但他和婶婶对我特别关心，省吃俭用供我读书，一直把我供到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并成了家。维西县的党委和政府也一直在生活学习上给予我很大的关照。说实话，没有党和政府的关心照顾和维西人民的养育，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一定要继承父亲和叔叔的革命遗志，老有所为，认真教育下一代铭记历史，不忘先烈为之奋斗而献身的事业，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学习和工作。（李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