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学生协会：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旗帜

不久前，一封信函寄到本报编辑部，信中描述了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上海市学生协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往事。随信寄来的，还有1938年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致函上海市学生协会的复印件。遒劲的繁体字，模糊的复印件，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　

寄信人是人民日报社原社长、已进入91岁高龄的钱李仁同志。新中国成立前，他曾担任地下上海学联党组书记。他来信的主题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重温老一代革命家对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评价。　

循着这封特殊的信函，记者分别采访了钱李仁和他在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的同班同学薛若梅（原名薛焕珍），聆听两位老者的深情回忆，感受70年前一代学子抗日救亡的热血青春。　

上海学协，在“孤岛”时期的艰苦斗争中诞生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上海。同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沦于敌手。日军一时还没有派兵进占上海市内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租界地区成为在日军包围下的“孤岛”。　

上海沦陷后，青年学生不畏强暴、奋起救亡，就像冬日原野上的腊梅，傲雪凌霜，在“孤岛”上顽强地开放。　

当年钱李仁和他的同学们，就在“上海学协”的组织下，奋战在“孤岛”上。　

说起上海学协，钱李仁追述起那段历史：1937年10月28日，在中国军队完全撤出上海之前的两个星期，“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后改称“上海市学生协会”，简称“上海学协”）正式成立。这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爱国积极分子的组织，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迅速开展抗日、反汪活动。　

学协的成立，开创了上海学生救亡运动的新局面。学协在推进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队伍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我从1939年9月起，就读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简称“上中”）。在同班的进步同学吴绍基的影响下，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学协。”钱李仁回忆说。　

“学协成立后，在大学和中学积极发展会员，成立学校读书小组，团结广大学生开展了许多积极而有意义的活动。”如今已经94岁高龄、当时上中的第一位女党员薛若梅老人告诉记者，她年岁大了，眼下的事都记不得了，但当时的情形却历历在目。　

钱李仁回忆说，那时同学们大多渴求取得各方面的课外知识，而“孤岛”上书刊禁售十分严重，他们班上自发成立了“不藏图书的图书馆”，大家把自己家里可供外借的图书开一个单子，集中编一个目录供查阅，要借谁的书，就直接找书主。学协成员则分别团结同学成立了许多读书小组。在这个流动的书屋里，同学们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如邹韬奋先生主编的《生活》周刊、以“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平学生为原型的长篇小说《新生代》，还有《西行漫记》等等，并且在读书小组中交流心得。那是很多同学思想进步的开始。“吴绍基介绍我阅读当时出版的《青年知识》，让我明白了青年对理想和前途的追求，只有在投入挽救危亡、挣脱苦难、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才能实现，而不是追求个人的完美和出人头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在他的多方启发下，我从一个只是关心时局的‘学习者’，向着愿为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事业付出努力甚至牺牲的‘工作者’跨出了第一步。吴绍基后来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　

劝募寒衣，抗战激情在学生的一针一线中穿行　

1938年9月，秋风乍起，上海各界救亡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为纪念“九一八”七周年开展节约献金和劝募寒衣活动，劝募的目标是20万件棉衣。“当时，学生界出于支持抗战的极大热忱，勇敢地承担起征募10万件棉衣的任务。”薛若梅回忆，“许多学校，包括我们学校的女同学，都聚集在教室里，三五成群，亲手为前线的战士缝制棉衣。”　

“有的学校发动学生向路人或者亲友募捐。当时许多同学在街头唱起‘雁南飞，树叶黄，想起战士在前方，浴血抗战西风里，还只穿件单衣裳！’许多同胞感动得热泪盈眶、解囊捐助。”钱李仁说到这里，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仿佛时空又回到了那个路人纷纷募捐的上海街头。

“还有的学校，学生自制纪念花，义卖筹集款项。”薛若梅回忆，有的同学发动家长捐了上好的纸张，我们把它裁成一条条书签大小，亲笔写上抗日口号，制作成书签，到街头义卖，筹集的款项都用来购买寒衣。　

不到一个月，学生们就提前完成了10万件寒衣的任务，“这次劝募寒衣的活动，既支援了抗战前线，又提高了同学们的爱国主义觉悟。同时，使广大青年学生对于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及其江南抗日义勇军也有了新的了解，使得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威望大增。”　

1938年11月，学协的代表赴皖南慰问新四军，并献上“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的锦旗。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复函，感谢上海学生赠旗，并表示“嗣后敝军更当戮力京沪区域，与诸君一致坚持长期抗战，势必争取最后胜利”。他们的话，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学生的斗志。到1939年4月，参加学协的单位已占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的65%。　

护校运动，反汪罢课将上海抗日救亡推向高潮　

1940年2月初，上海学协内部传达，汪精卫将于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学协要求同学们以这一天为节点，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汪斗争、开展反对迫使学校向汪伪政权登记的护校运动。　

钱李仁回忆，他们学校因为场地紧张，每班每天只上半天课，同一个教室在上、下午由两个班轮流占用，学协就利用历史、地理、国文、公民等课程，发动同学采取向老师提问引起讨论的方法，把与时局有关的问题引进课堂。课间休息时，同学们就大唱《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毕业歌》等抗日救亡歌曲，各班的歌声彼此呼应，响彻楼宇。　

在校内外浓厚的反汪气氛中，学校高中级联会和初中级联会联合发出3月30日起举行反汪罢课的号召。这一天，全校1000多名同学在蒙蒙细雨中肃立在操场上，会场中心搭建了主席台，场外有学生自己组织的纠察队放哨，会场四周贴满了“坚决反对汉奸汪伪政府”“同学们行动起来，开展护校运动”等标语。学生代表的演说慷慨激昂，要求代理校长卢绍稷在会上宣誓做到“三不”，即不向日本投降，不向汪伪政府登记注册，不开日语课。卢绍稷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也表示抗日、反汪，但对于同学们的高涨热情，实际上是加以压制的。当场迫于学生的强大声势，他只得表态接受“三不”。大会还检举了两名有明显汪派言行的教员，把两人叫上台来，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不多会儿，法租界当局出面干涉，大会被迫解散，法租界巡捕房还逮捕了两名同学，在场的同学不畏强暴，跟着挤上警车，甘愿一起去坐牢。一路上，同学们在警车上大唱抗日歌曲和法国《马赛曲》，抢不上车的，跟在车后到巡捕房，静坐在铁门外，直到晚上。”钱老说，在巡捕房内，警察问谁是发动者，同学们异口同声，“我们都是的！”同学们还反问，“你们法国反对不反对德国的占领？”弄得法国警察无言以对。　

党组织一方面设法营救，一方面在进步报刊上紧急呼吁，要求校方向巡捕房交涉释放被捕同学。第二天，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被捕同学被释放。“反汪斗争使同学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也使得更多同学认识到当时党所主张的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分的道理。”钱李仁回忆。　

反汪斗争席卷上海各主要学校，约有40所学校的学生同时举行反汉奸的活动，全市100余所大中学校发表声明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绝不承认汪伪政权。在此之前，就有87所中学联名登报声明“早经市教育局立案”，以此表明拒绝向敌伪政权登记。　

就是这样，上海学协不断开展抗日活动，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使许多青年学生走上进步和革命的道路，成为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与后备军。直到1940年下半年，“孤岛”形势急转直下，日伪加紧搜捕抗日力量，学协才于1941年春夏停止使用“学协”名义活动，学协小组的非党成员，凡具备条件的就按组织程序发展入党，有的介绍去了抗日根据地，有的仍留在上海发挥作用，党组织领导进步学生转入更加隐蔽的地下战场……　

这段历史经由两位老者的讲述，就像一颗尘封在岁月深处的明珠，被擦拭出耀眼的光泽。正如钱李仁所说，“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必将激励正在为中国梦而奋斗的当代青年，迈出更加矫健的步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