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侨胞踊跃捐款总额占当时中国军费1/3

而在全球，有多个侨团会馆变卖了会馆房屋，用于捐款或购买抗战公债。华侨人数较少的新西兰筹款32万英镑，属华侨当中人均最高的地区。侨胞人数分别仅为35人和40人的玻利维亚和海地，也分别捐款3560美元和3840美元。

侨领和华人企业家是各侨团华社的中坚骨干，在捐献和认购爱国公债方面是义不容辞的带头人。东南亚华侨商人胡文虎在1941年前就已捐500万元国币以上，是侨领中个人捐款数额最大的。另外，泰国陈守明，新加坡陈六使和陈文确兄弟，马来西亚陈棉生、陈永，印尼侨领丘元荣等捐款数额也很大。

菲律宾的著名侨领李清泉，抱病领导华侨国难后援会，为十九路军汇来巨款慰问，还捐购15架飞机。后来，他因劳累过度而去世，临终遗嘱再捐出10万美元。他的好友及侨团闻讯后，为继承他的遗志又筹资40万美元。

抗战不停止月捐就不断

华侨们认识到，抗日战争必然是十分艰苦的持久战，只有长期的、持续不断的捐款，才能达到打败侵略者、光复国土的目的。于是，各地侨团不约而同地开展月捐活动，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发表的《劝募长期月捐宣言》当中说：“抗战一日不停，我们的月捐就不断缴下去，直到民族得解放为止。”

月捐是由大家按自己能力认捐，逐月交纳，一般来说是按月薪10%的额度，基本是“个个要捐”。古巴、巴拿马的侨团都规定18岁以上华人就要加入月捐，而企业主、商贩可以货代币。

南侨总会统计，华侨抗日捐款80%以上来自于月捐。正如《华侨先锋》杂志中所说：“是由那些日夜在油烟蒸沸的餐馆厨房、泳衣馆、农场和各个工厂、商店里的侨胞，捐集而来。”

1938年9月，新加坡8000名人力车夫通过决议：每日每车捐资，每月每人再捐。当时的《星岛日报》(香港)报道称：“人力车夫是华侨社会的无产者，所得尚不足赡养家室。然而从祖国神圣抗战以来，爱国之殷，绝不后人，捐款购债，颇为努力。”

除了月捐，华侨们还有其他各种募捐方式。新加坡侨校学生联合会为筹款制定“节约信条”，包括节约日常牛奶、饼干和饭菜费用，连袜子也要省去。还有“南侨总会”发起卖花捐，那时大街小巷都响起卖花声：“买了花，救国家！”侨胞们都以襟上插花为荣。

不顾个人温饱为国捐钱

华人华侨固然有巨商富人，但绝大多数还是挣扎在低层的劳苦阶层。在东南亚，他们多是小贩杂役；在欧美，他们多是厨师、洗衣工；在南美，他们多是农场苦力。这些华侨们在自己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却为中国和民族的安危，作出了可歌可泣的奉献。

澳大利亚一位古稀老华侨，将准备养老的积蓄全部捐出。他说：“贡献祖国，无上光荣，死可瞑目矣。”缅甸仰光的女侨胞叶秋莲，将其所有首饰及两处家产的拍卖所得全部捐出，自己则入寺为尼。她说：“只要祖国战胜，我自己饿死是不妨的。”

印尼华侨马细旦是伤残人士，只能以手代步，艰难度日。当他知悉国内同胞惨遭日军蹂躏的消息时，热血涌上心头，每日爬至市区中心，“乞钱为祖国难民请命”，侨胞见者无不献金，而其所乞得的金钱全都交给了华侨慈善会。

印尼粤籍华侨刘长英把自己的儿子送回国，参加抗日空军。儿子在战斗中牺牲后，他又将抚恤金全部捐为抗战军费。子是抗日英雄，父是救国义士，其爱国精神感人至深。

捐物小到衣被大到飞机

除了钱之外，侨胞们还捐献了大量的物品，从飞机、坦克、货车到被服、药品等，缓解了抗战时期祖国战略物资和民用物资紧缺的状况。

侨胞们还专门发起支援八路军的“援八行动”。法国里昂200多位以小商贩为主的侨胞，节衣缩食筹得1.3万法郎，为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军队购买防毒面具。

南洋惠侨救乡会多次通过宋庆龄给曾生率领的惠、东、宝等地的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送去大量物资。旅居泰国、新加坡和越南等地的侨胞220多人，组成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乘坐小划船冲破日军巡逻艇的封锁，把一批批药品和被服等物资运到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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