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书

自问也算是一个爱书人，有很长一段日子，把藏书的多寡看成是一种莫大的乐趣。书越买越多，每次搬屋、搬写字楼，都被一本本沉重的书折腾得死去活来。在楼价腾贵的今天，单是如何放置这些有增无已的书籍，便要大费周章了。

新居往往地尽其用，不仅要千方百计腾出一个书房，把三面墙壁（一面是窗，造不了书架），从地面到天花板造的书架，还要在卧室、储物室也做吊柜式或坐地式书架，甚至连厕所的梳装镜上面也造一列书柜，即使这样，还往往有书满之患。

听说香港的岑逸飞老师租了一个大工场放书，而饶宗颐教授更在跑马地购了一个大单大元放书籍，这种藏书的豪气，令我艳羡不已。

以上两位老师，除藏书丰富之外，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博览群书的读书人，饶教授更是大学问家。

在年青的时代，我一直有一种坐拥书城的强烈愿望，其实藏书不等于真正拥有书，因后者注重的是阅读。只有读了书，才可说拥有书。明白了这个道理后，才不会本未倒置，也不会斤斤于藏有多少书，反而是读了多少书。清人张潮的“凡事不宜刻，若读则不可不刻。”则是人到中年的我的座右铭。

人生苦短，知识无限。人生有两部大书，其一是人生的书，其二是书本的书。人生的书大抵因缘际会的多，较难捉摸。书本的书，全靠一个“勤”字。过去我在外国进修，忽发奇想，希望知道一个人穷毕生之力，最大限度可以阅读多少书本。后来我终于在大学图书馆翻了一个纪录，说是俄国一位叫做鲁巴金的人，他诞生于一八六二年，逝世于一九四六年，活了八十四岁，他毕生阅读了二十五万本书，写了四十九部长篇学术著作和二百八十本科普读物。他把阅读当作和吃饭睡眠一样，是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每天与书为伴。鲁巴金把阅读每一本新书当作结交一个新朋友，既兴奋又新奇。日子一久，他的“朋友”遍天下。他在阅读过程中，抱着认识新知，不但不会感到烦闷，而且趣味无穷。

一个人，如果每天腾出一点儿时间读书，那怕是一个小时，持之有恒，日积月累，毕生所读的书必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

培养读书习惯，不妨从自己喜爱的书先读起。我认识两位美国名学者唐德刚教授和李欧梵教授，前者自称是“靠三折九扣书起家”，后者则以“闲书呆子”自居。所谓三折九扣书，照唐教授解释是三折后再打九扣，泛指特价书。如《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四书五经等等，甚至《麻衣神相》、《六祖坛经》，无所不读。结果后来哥伦比亚大学聘请他讲授“中国目录学”的杂家，他这个“杂书家”便大派用途；而李欧梵教授最爱看的“闲书”，其实是《纽约时报》的星期版，被称为西方文化资讯的重镇，特别是“书评”版。李欧梵对当代西方文艺、文化思潮了如指掌，与此不无关系。当然，这只是他们喜读的书藉的一部分，也是他们兴之所至的一部分。

然而，阅读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某次我在著名作家茹志鹃上海的住家，看到画家赖少其给她写的两个字：煮书。这两个字是从佛经的“煮经”剥来的。意喻读书还不够，好的书不妨一读再读，读个滚瓜烂熟，倒背如流。这也可以说是“精读”，把一些经典著作选作精读的范本，久不久重读一次，则受用无穷矣。（作者：李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