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出时代变迁

30多年前，中甸县城只有一家照相馆——高原照相馆，而今天，风格各异的影楼遍布城乡。

30多年间，高原照相馆在用影像记录时代的巨变时，其自身的变迁也成为巨变的一幕真实缩影。这些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百姓生活巨变的真实写照。

“当时我们比放映队还要受欢迎”

“过去，我们下乡到金江、上江等地拍照时，受到了当地村民的‘热捧’，比电影放映队还要受欢迎。村民们从自己家拿来土特产‘讨好’照相师傅，希望能把自己拍得漂亮些。”高原照相馆老板王建荣向记者回忆道。

1975年，年仅16岁的王建荣参加工作。当时，照相馆有6名正式员工、2名学徒，王建荣就是其中一名学徒。学徒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跟随师傅到各乡镇为老百姓拍照。

王建荣的师傅姓唐，是一名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在师傅的带领下，王建荣身背照相器材，走村串巷，服务百姓。70年代末的迪庆，交通状况落后，汽车还是个稀罕物，下乡全凭两条腿走。唐师傅为调动王建荣走路的积极性，经常在包里带些冰糖，走一段路就给他吃上几颗。

每到一个村时，师徒俩就把带来的布景挂好，再调试好相机为村民们拍照。村民们有的喜欢在背景布前照相，有的则以家乡的风景作背景，照片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取。为使村民能及时取到照片，照相馆专门用黑布缝制了类似蚊帐的“暗室”，中间用黑布隔开，并开一个小窗户用以曝光。这种布制的“暗室”便于携带，即挂即用。

时光如梭，转眼间三年的试用期结束了，王建荣成了高原照相馆的正式职工，每月工资21元。随后，他被派往昆明进行为期3个月的学习培训。学习结束后，他以每门课程95分以上的好成绩毕业了，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摄影师。期间，高原照相馆又招了2名学徒。王建荣也摇身一变成了师傅，带起了学徒。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迪庆大地，人民群众的生活也逐渐好了起来。“当时到照相馆照相的人络绎不绝，逢年过节都得排队，生意好得很。”王建荣自豪地说。“记得最喜欢拍照的要数小中甸林业局的妇女了，那时候林业系统效益好，但物资又匮乏，她们喜欢照相花销，每次每人都会照20张左右的照片。”

黑白照片变成彩照

80年代初，彩色照片开始取代黑白照片，但当时的彩照与后期的彩照还是有区别的：“彩照”都是画上去的。着色师提着毛笔，用“照相透明水彩颜料”在黑白照片上填上颜色，一笔一画，如同现在的孩子们玩的看图填色。把脸涂成肉色，再在腮部和唇部涂上红色，但这种“彩照”比较单调，并且容易失真。

1983年，高原照相馆有了彩照技术。但当时拍张彩色照片，对普通家庭来说还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那时候彩色照片比较昂贵，一张黑白照片只需5角5分，而一张彩色照片高达2元。

为实现彩色照片自拍自洗，中甸县给照相馆拨付了2万元，用于购买彩色洗相机。但由于对彩色洗相机的不了解，从上海买来的洗相机洗出的彩照颜色偏黄，就像被火焰熏过一样，无奈只能同下关进行联营，照片照好后寄往下关，洗好后又寄回来，这样一去一回要一个星期左右。

摄影器材转型升级

“我参加工作时，照相馆唯一一台相机是海鸥120照相机，随后又买了135照相机。进入90年代以来，傻瓜相机风靡一时，照相馆的拍摄业务也少了。2000年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数码技术的普及，数码相机不再是专业人士手中的稀罕物，而成为了普通百姓手里把玩的影像工具。近几年，手机拍照功能普及，照相更成为一件寻常不过的事情，随着科技的进步，‘傻瓜’相机也很快退出历史舞台，数码照相机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所有与照相有关的行业。现在，我有专业数码相机3台价值约10万元，最贵的一台要3.6万元。”王建荣说。

在过去提起洗相片是一件头疼的事，特别是遇上大型会议和学生毕业照，洗照片要洗到天亮。洗照片看似简单，却是一门技术活。相片曝光全靠人工，时间拿捏不准整张照片就毁了。曝光时间短，照片显不出来；曝光时间长，照片又会变黑。

“现在好了，有数码扩影机，几百张照片分分钟冲洗完毕。我们只需把数码相机上的照片倒到电脑上，在电脑上调好颜色和规模，轻轻一点照片就洗完了。” 王建荣乐呵呵地说。

将梦想进行到底

90年代末，随着相机的普及应用和私人照相馆的兴起，高原照相馆的生意越来越淡。1998年，高原照相馆改制，国营单位改为私营单位。照相馆的职工们有退休的、调走的、自谋职业的，一个个离开了照相馆。

“不能让见证迪庆发展的高原照相馆，淹没于改革的大潮中。”出于这样的初衷，王建荣盘下了照相馆。

万事开头难。由于照相馆的设备落后，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王建荣千方百计向银行贷款购买了设备，悉心经营，高原照相馆的业务也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虽然现在高原照相馆是私营的，但各种大型会议的摄影业务还是交给我了，连贾庆林主席、第十世班禅到迪庆的照片都是我照的。”王建荣说。（王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