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心中， 奉献比索取更快乐

乡亲们说，老书记的人生字典里没有“贪”字。是啊，一个一心只想着老百姓、一生都把奉献视为最大快乐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贪念呢？

杨善洲走了，他有没有留下些值钱东西？怀着这样的好奇，我们走访了林场职工。他们说，老书记留下一张自制的单人床、一张自制的办公桌、两个小凳、一个火盆、一把被火烟熏得黑黝黝的烧水茶壶、一个同样被熏得黑黝黝的中药罐子、一顶竹叶帽、一领蓑衣、一盏马灯、一把小铁锤、一把砍刀、一双破旧的解放鞋、一大堆还没有用完的药瓶……“都说叫花子搬家还有三担，老书记连一担也没有！”林场职工含泪说。

家里会不会有呢？我们走进了老书记在地委的宿舍。我们根本不相信这是一位老地委书记的房间：单薄的硬板床，简陋的衣柜里挂着几件年代不详的旧衣服，装满文件材料的书柜，一张旧办公桌，两捆工作笔记和学习体会记录本，一箱破烂不堪的鞋子，一堆放在床底的劳动工具，一大箱放墙边用纸张一一包裹起来的各种矿石。我们拿出一块拆开包装纸想看个究竟，矿石的刺鼻气味瞬间弥漫了整个屋子。

“我这人没有发财的命，也不想发财，只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杨善洲常说。

植树造林20多年间，杨善洲一共从省里争取到900万元资金，但他一分钱奖励都没要。“提了奖金，林子就造不起了呀！再说这是公家的钱，我咋好意思提？”他说。

奔波在争取造林资金的路上，杨善洲总想着怎么省钱。2008年，有一天他忽然“失踪”了，手机怎么也打不通，家人提心吊胆找了一天，第二天一早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说自己坐夜班卧铺车到省城昆明，正在去省林业厅的路上；2009年，他决定再次上省城争取造林资金，三女婿不放心要求一起去。“你去开销太大，增加负担，我自己去就行了。”“你再这样，我们就不让你去了。”三女婿急了。杨善洲这才勉强同意他跟着，却坚持路上的费用自理。

2009年底，鉴于老书记为保山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市委、市政府为其颁发特别贡献奖并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当家人把办好的存折交到他手上时，他开心得合不拢嘴，捧着存折看了又看，说自己从没有拿过这么多钱，还兴致勃勃地和家人商量这笔钱该怎么用，可商量来商量去，最终还是决定把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就这样，除了留下4万元给让自己愧疚一生的老伴，他把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用于资助贫困生，6万元捐给林场修缮哨所和昌宁县湾甸乡修建温泉浴池。

刚参加土改工作队时，杨善洲只领正式工作队员一半的工资，大家叫他“半个土改队员”。他笑着说：“跟着共产党干，工资发不发都一样。”

在地委工作20年，杨善洲长年深入基层，却从未报销过下乡补贴。原保山市总工会主席徐德武在杨善洲身边工作了两年半，坚持给他办理下乡补贴，并开了存折攒起来。1978年杨善洲在大官市林果基地听说当地群众搞林业经济多种经营想养蜜蜂，但是没钱买蜂箱、蜂种时，就问起了徐德武攒的出差费，一问原来已经有400多元了，高兴地说：“这下解决大问题了，你把钱全部给他们，用来买板子打蜂箱，让群众把蜜蜂养起来。”

退休后上大亮山种树，杨善洲经常为林场垫支，却从不主动报账，财务人员找他报账，他说不怕，场里没有钱，先挂着。

他过世后，各地干部群众纷纷前往吊唁，并备好礼金想向这位一心为民的好干部表达一份心意，却看到了概不接礼的公告。他生前留下遗愿，要求丧事简办，不接礼，不酬客，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杨善洲不是不需要钱。1980年，老家的房子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便到处漏雨，妻子捎信让他拿点钱修房子，他勉强凑了600元钱，告诉妻子钱不够就买几个盆盆罐罐接一下漏雨；1988年，为了办事方便，杨善洲在施甸县城盖了一幢房子，却因无力归还欠债又卖了出去；因为没钱支付140平方米的厅级干部福利房所需的8万元房款，他一直和三女儿一家住在上世纪90年代初建的老地委宿舍房里。

乡亲们说，老书记一生都在想着为老百姓做好事，他的人生字典里没有“贪”字。是啊，一个一心只想着老百姓、一生都把奉献视为最大快乐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贪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