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杨善洲

劳动归来 杨江勇 供图

杨善洲捐资助学杨江勇 供图

初到保山时，我并不认识杨善洲。1988年底，当时只有23岁的我到云南日报保山记者站工作时，杨善洲已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认识杨善洲是在地委小食堂。说是地委小食堂其实就是一间非常简陋的临时房。食堂里菜的品种单一，一直就是那么一两个，经常在这里吃饭的都是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但有一个人例外，他不经常在这里吃饭，有时是一个月，有时是两三个月，有时半年才能见到。他的装束也跟我们这些年轻人格格不入，总是戴着一顶绿色军帽，穿一身洗得有些发白的藏青色中山装，脚蹬带有红色泥土的解放鞋，皮肤黑黑的，身材瘦小，但很精干。他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绿色花瓷大碗，默默地排在我们身后，没人跟他打招呼，轮到他时，

只听他轻声细语地点上一份酸菜炒肉，然后坐在食堂的一角静静地吃，吃完后，要上一碗免费汤边走边喝。

起初，我也没太在意，以为是地委大院里哪家的农村亲戚。但见得次数多了，便起了好奇心。有一天指着在食堂一角的杨善洲问：“这农村小老头是谁？”“你不认识？他就是保山前任地委书记杨善洲。”朋友的回答尽管语气淡定，但还是令我大吃一惊，一个地方要员，一个地厅级干部竟是这样不起眼，这样低调。

自此，每每遇到他，我都微笑着跟他打招呼。倒不是因为他是什么大官，实在是打心眼里尊敬他。他也微笑着点点头，尽管他不认识我。直到1991年，听说他主动放弃组织上的安排，执意回到家乡——施甸大亮山绿化荒山的事迹后，在地委小食堂我对他说要采访他，他才知道我是记者。我的采访要求他没有答应。他说，这事很平常，没什么好采访的。

但我还是决定不管他同意不同意，一定要采访到他。那天我坐上班车到施甸后，又搭上拖拉机，一路颠簸了十几公里山路到了大亮山。在一间低矮潮湿的简易的油毛毡房里，我见到了正低头修剪着树苗的杨善洲。他对我的到来很是吃惊，但很快露出了赞许的笑容。那天晚上，我们俩围坐在火塘边，用小土罐烤着茶，印象中少言寡语的他也终于打开了话匣子。他为什么不愿到省城昆明，为什么不愿留在保山，为什么回到大亮山……说到动情处，我甚至看到他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他说他来自农村，他的衣食父母是农民，他离不开农村，他就想为农村做点事，他就想为农村的子孙后代做点事，于是，他选择了大山，选择了种树。

我在山上呆了3天，每天杨善洲很早就上工地，中午在工地上吃干粮，天要黑时才回到驻地。因为我的到来，60多岁的杨善洲还亲自下厨，力所能及地做出四五道菜来款待我。工人们说，他们沾了我的光。平日里由于条件艰苦，他们只能吃到一菜一汤。尽管这样，老书记从没有任何抱怨。最让我过意不去的是，我去的第二天，他让人去借了一套被褥，洗得干干净净。他说，城里人不习惯山里的潮湿，晚上盖厚一点好，不要冷着。在山上的3天，每天晚上他都把烧好的水提到我的房间，他说白天走累了，烫烫脚好入睡。我走的那天，他早早起来，走了十多公里的山路，叫了辆拖拉机送我下山。

那一次采访杨善洲后，我们便很少见面，他绿化荒山的面积越来越大，山里的事越来越多，很少回地委大院了。1992年初，我从保山调回昆明，从此再也没见过他，只偶尔通过几次电话，一晃就是20年。本报记者 邓申吉

注：1991年，时任云南日报保山记者站记者的本报副总编辑邓申吉采写《大亮山那抹绿色的“晚霞”》，刊发于当年《云南日报》11月10日一版，在国内较早报道杨善洲上山建林场事迹的报道。

他曾说过，

死后把骨灰撒在雪松树下

杨善洲1927年出生。1986年3月，他从保山地委书记职位上退休。当时，云南省委领导找他谈话说：“你辛苦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后到昆明来吧。”

杨善洲却决定回老家种树。他的决定遭到全家人的反对，杨善洲宽慰家人说：“在大亮山上白天栽树，晚上烤火，不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吗？”

昨日，怀着对杨善洲崇敬的心情，记者走进了杨善洲奋斗了22年的大亮山，在他生前扎根的这座大山沿着他的足迹踏访。

刚进入林场，入口旁哨所房屋墙壁上一行醒目的标语“誓把荒山变绿洲，欲叫瘠地流甘泉”就吸引了记者的眼球。“这就是老书记在退休后扎根大亮山，奋斗了20余年追求的目标，也是他晚年要达成为家乡父老做一点实事心愿的真实写照。”同行的施甸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从施甸县姚关镇出来进入林场后，在长约18公里的山路上，映入眼球的都是一排排长势良好的茂密松林。在海拔高度约2400米的大亮山上穿行，迎面扑来的是松林的一股股清香以及在山风吹拂下传来的一阵阵松涛声。在杨善洲去世后，为深切悼念和缅怀这位可敬可亲的老人，沿着进场部的山路，记者看到，每间隔不到10米，林场职工就在路旁的松树上扎起一朵白花。在到达大亮山林场时，记者看到前来缅怀杨善洲的人络绎不绝，有单位组织而来的、有周边群众自发而来的……

在他住过9年的油毛毡窝棚前，我们又一次看到了20年前他从地委宿舍移栽过来的盆景雪松。4棵雪松如今已经有七八米高，显得格外挺拔坚强。

这是杨善洲最爱的树种。在地委大院、姚关清平洞、油毛毡窝棚前，他都栽种了雪松。上次来大亮山，他曾在雪松树下说过，死后要把骨灰撒在雪松树下。

住院时，

他申请经费给村民建澡塘

杨善洲住院治疗后，每天都有很多当地群众和素不相识的人到医院看望。一位姓张的老板，对杨善洲愈发仰慕的同时亦愈发困惑：人这一生辛辛苦苦打拼到底是为了什么？他要向杨善洲寻找答案。

病重的杨善洲已经无法正常说话，张老板却说自己在看到杨善洲的那一刻忽然悟出了答案：人不能只是为钱而活。

按照杨善洲遗愿，他的骨灰被安放在他一直居住的林场。骨灰安葬点鲜花簇拥，4棵雪松包围。后边是杨善洲居住的林场旧居，一扇特殊的门呈现在眼前，它是杨善洲亲手编制的，一半是木板一半是树。里面有他生前常用的水壶、表面有厚厚一层茶垢的口缸，以及一张树藤床。

对面是后来建成的林场，这里已经被建成了展览室，每一个展览室展览了杨善洲一生的部分照片和遗物。

这5年多来，每年杨善洲都要到保山市人民医院住上一两个月。保山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苏平医生说，这次杨善洲病情比较重，是8月20日入的院，当时是以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肺心病、呼吸衰竭、心力衰竭收住院的，每天专门有两个护士24小时轮流值班护理他。杨善洲住院以来没有提过任何特殊要求，也没有一点领导的官架子，平时到病房里去，他都跟你聊聊天拉拉家常什么的，和蔼可亲跟自己的亲人一样。

10月9日凌晨3点多时，杨善洲病情突然又加重起来，缺血缺氧、整个心肺衰竭，话也不能说，大脑也不清醒，后来连忙转到重症监护室去抢救，到第二天去看他时已经不行了。苏平悲痛地说，在重症监护室看到杨善洲双眼紧闭，就像是睡着了一样，表情还略带微笑，看上去非常慈祥，心里真接受不了。

苏平告诉记者，杨善洲住院时，保山市委书记来看望他，杨善洲提了一个要求，跟政府申请5万元经费给村民建一个澡塘，都病成这样还想村里的人真是难得呀。

尽管身处病房，杨善洲每天必看新闻，他总喜欢关心一下国家大事。苏平还记得，在老书记病逝的前5天，中午去给杨善洲观察病情时，杨善洲紧紧握着他的手有半个小时之久，声音嘶哑地说：“你吃饭了没有，医院里的伙食好不好？”听了这话，苏平眼睛湿润了。

一位主管护士向记者说到，在杨善洲病逝的头一天，她值夜班。凌晨3点多时，杨善洲突然心情烦躁情绪不稳定，他的家属连忙打开电视搜索一个抗日的电视剧给老书记看，病情才慢慢稳定下来。

记者了解到，杨善洲的事迹传开后，每天都有人前来缅怀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近两万人前来悼念。

弥留时，

他心里还记挂着国家大事

在担任大亮山林场义务承包人的20年间，杨善洲接受的唯一报酬是：每月70元的伙食补助，1996年，随着物价上涨，林场将补助标准提高到了100元。2009年底，保山市委、市政府为杨善洲颁发特别贡献奖，并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今年5月，杨善洲将其中的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6万元捐给了林场和附近的村子搞建设。

善洲林场副厂长周波和杨善洲二女婿蒋正军，两人在杨善洲老人去世前一直守护在老人身边。老人在离世前的点点滴滴，他们都记忆犹新。

周波介绍，从10月份起，尽管各级领导都很关心老书记病情的治疗，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尽了最大努力，但老书记的病情还是日渐严重，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而且到了后来由于脖颈受癌细胞的压迫致使老人说话十分困难，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老人仍不忘自己是一个党员，仍记挂着国家大事。

蒋正军说：“我们设法把老人的子孙后代都召集到了病床前，但老人对自己的家事却没有过多交代，只是嘱咐我们在他不在后要多照顾好岳母。另外就是关照正在大学读书的二孙子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拿毕业证回来。”蒋正军回忆说，当时，从学校赶回来看外公的孙子对着爷爷的耳朵大声说：“外公，请放心，我一定拿毕业证回来给你。”老人听后握住孙子的手说：“我还不晓得你会拿毕业证回来噶？”话毕，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杨善洲去世前只交代了3件事：除了照顾岳母，第二件就是林场要继续好好发展，而第三件事，老人还是不忘自己是一个老党员，记挂着国家大事。

他从街上捡回的果核，

已长为繁茂树林

人们真正体会到杨善洲造林之举的功德无量是在这场百年一遇的旱灾中。

2010年春天，已持续半年的干旱让云南很多地方群众的饮水变得异常困难，施甸县大亮山附近群众家里的水管却依然有清甜的泉水流出，他们的水源地正是大亮山林场——随着大亮山植被状况明显改善，山林的水源涵养功效得以很好发挥，附近村委会架起水管，将泉水从林场引到村里，通到各家各户，村民再也不用为吃水犯愁。

杨善洲的家乡就在大亮山脚下的姚关镇陡坡村。儿时，母亲常带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药等到集市上卖。原来这里林木参天，当年大炼钢铁时大量砍伐树木，后来当地贫困农民又大规模毁林开荒，原本翠绿的大亮山变得山秃水枯，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周边十几个村寨陷入了“一人种一亩，三亩吃不饱”的困难境地。“再这么下去，子孙后代的日子可怎么过？”杨善洲忧心忡忡。

退休前，杨善洲到大亮山实地考察。家乡的人听说他要回来种树就劝他：“你到别处去种吧，这地方连野樱桃树和杞木树都不长。”然而，他还是来了，他以普通大山之子的身份带着一颗赤子之心回来了。退休当天，杨善洲背起铺盖，赶到了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翌日，大亮山国社联营林场正式挂牌成立。那天，他们人挑马驮把粮食、行李搬到离公路14公里远的打水杆坪子，临时搭建了一个简易棚安营扎寨。深夜，狂风四起，棚子被掀翻，倾盆大雨又不期而至，几个人只好钻到马鞍下，躲过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就这样，杨善洲带着县里抽调的几个同志开始了艰苦创业。

要把大亮山变成林海，需要大量的树苗，可没有资金去哪弄树苗呢？杨善洲可谓绞尽了脑汁。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天和林工们带上工具，到处寻找树苗。树苗太缺了，以至于他不得不把平时种下的几十盆盆景也全部移种到大亮山上。这些原来摆放在家里的雪松、白梅、银杏，从此在山上尽情地汲取雨露和养分，自由自在地生长，如今这些庭院花木都已经成为挺拔的大树，成为装点大亮山的一抹别致的色彩。

而20年前杨善洲从街上捡回来的果核，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大片繁茂的树林。

原地委书记到大街上捡别人扔掉的果核，这在当时成为轰动保山地区的新闻。可是杨善洲不在乎，林场资金紧，省一个是一个。“可你是地委书记啊，在大街上捡别人吃剩的果核，大家会怎么想？”有人开导他。“那是他们的事，不花钱就能弄到种子，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他说。

记者 崔敏 云南日报记者 程三娟（春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