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肝沥胆赤子情怀——评吕翼长篇小说《肝胆记》的“肝胆情怀”

作家要成功地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无论是“批阅十载”的漫长，还是“增删五次”的艰辛，都是一件极其浩大而艰难的工程。睿智的吕翼选择一种“化整为零”的方式创作长篇，即整体设计好长篇的框架，先重点创作最精彩部分，写成相对独立而完整的中短篇小说，着重打造，确保重点部分出彩。部分成功，再整合成长篇，也就水到渠成，一气呵成。早在2015年，他创作的《冤家的鞋子》发表于《民族文学》2015年10期；随后《马嘶》发表于《人民文学》2018年第5期，《黑夜灼心》发表于《边疆文学》2019年01期。其中，《马嘶》后被《小说月报》（大字版）2018年第7期、《作品与争鸣》2018年第9期相继选刊，还获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短篇小说奖，中短篇小说集《马嘶》入选中国作协2018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这些历史题材的中篇小说，评论家张永权认为“实际上是一个题材，各有侧重，互为印证补充的姊妹篇”。吕翼说：“《冤家的鞋子》是第一部，写得犹豫、酸涩和生疼。《马嘶》是第二部，故事更曲折，人性更复杂，作品的朝向更为光亮。” 有这些成功的中短篇小说支撑，《肝胆记》一定是非常成功的。这些中短篇小说我之前都拜读过，再拜读《肝胆记》，读得津津有味，读得荡气回肠。可见吕翼这部长篇小说，是非常成功。他这种分版块重点写，再像拼拼图一样组成一部完整、严密的长篇。这种创作长篇的方式，值得借鉴。

《肝胆记》“是一部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小说，更是一部民族苦难史和民族团结的颂歌。着力抒写胸怀的狭窄与广阔，努力于挖掘人性的善良，鞭挞人性的丑陋”。吕翼取名为“肝胆记”，其用意明显，读者不禁联想到：“肝胆相照”，比喻真心诚意，真心相见；“披肝沥胆”，比喻开诚相见，竭尽忠诚；“肝胆轮囷”，比喻勇气过人，血性方刚，气魄雄大；“肝胆两昆仑”，比喻英雄有如昆仑山一样的雄伟气魄。跟“肝胆”相关的词还很多：侠肝义胆、 肝胆过人、赤胆忠肝等等。“肝胆记”可谓内容丰富，意蕴丰盈，留得读者无穷的想象空间。

一、爱国情怀动山岳，作品正气满乾坤

真正的英雄豪杰，并不一定都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一定都有一颗赤胆忠心。为国为民的侠肝义胆，也是国之大者，同样令人敬仰。吕翼的《肝胆记》首先刻画乌蒙儿女的爱国形象——他们赤心爱国，肝胆相照。主人公乌铁虽然一直得不到开杏的原谅，生活颓废绝望，整天醉生梦死；但当国家有难，他瞬间振作起来，积极参军抗战。他男儿的爱国赤心，不仅令读者敬佩不已，而且让一直厌恶他的开杏对他也另眼相看，不禁感慨“我小看了你”，便爽快答应他的请求，两人极尽缠绵，在天堂里飞翔、跌落。她以前一直对乌铁怀恨在心，从来不原谅乌铁，更不在意乌铁的存在，但自从乌铁主动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乌铁为国为民的赤胆忠心，感动了像冷冰一块的开杏。从此，她对乌铁的态度逐渐改变，开始担心他的安危。

当得知乌铁在前线牺牲了，她竟然冒着生命危险，孤身一人，来到她又憎恨又害怕的夷寨，按彝族的方式为乌铁超度灵魂；当她看到乌铁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她竟然主动献上那双视为比生命还要珍贵的布鞋——虽然乌铁已无缘穿上那双心仪已久的布鞋，但正是这种悲痛而揪心的情节，更加突出了开杏对爱国英雄的尊敬与认可。从此他们相依为命，不离不弃，为生一个自己孩子而历尽艰辛。最终以爱情的结晶，见证了一段不一样的爱情。

爱国情怀动山岳，也能感动人心。作家虽然没有花太多笔墨从正面去写战争场面，没有正面直接讴歌抗日英雄的侠肝义胆、赤胆忠心；但正是从侧面描写，通过开杏对乌铁前后态度的截然转变，突出了对抗日英雄的赞美与尊敬。开杏就像一面明亮的镜子，照出爱国英雄的高大形象。作家设置这样的情节，不仅是为了使情节曲折感人，更主要是告诉读者：美女爱英雄，特别是钟情于爱国的民族大英雄，疼爱披肝沥胆、赤子情怀的豪杰。

像乌铁这样具有赤胆忠肝的英雄还有文弱书生胡笙。他原本只活在自己的“小我”格局里，整天想找乌铁报夺妻之仇，弃文从武。但国难当头时，他也主动参军，以国为重，不仅奋力抗敌，而且踏上革命的金光大道，高大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乌铁与胡笙这一对死冤家，本是水火不容的，但在爱国的统一战线上，他们肝胆相照，情仇荡然无存了。从中可见赤胆忠心、爱国热情，是第一位的。它不但能解开爱情的结，还能凝聚人心。

小说采用点面结合的手法，不但重点塑造两个英雄典型，还在面上作了交代：“杨树村的新兵们肩扛长枪，胸戴红花，意气风发地往城里跑。”乌蒙儿女踊跃参军，全民抗日，对祖国的赤胆忠心，不是个别豪杰的权利，而是全民族同胞的责任。由点及面，极具艺术感染力。同时，作家还采用了对比、衬托手法，塑造了一个反面形象，来突出英雄豪杰的赤胆忠心。开杏的哥哥为了逃避参军，竟然将自己的右手食指截断，以自己是个废人为理，推卸保家卫国的责任。他的这一举动，大家心知肚明，很是不齿。特别是他喜欢的金枝，更加看不起他。多种手法综合运用，作家厚植爱国情怀，以英雄儿女的赤胆忠心，让爱国战歌余音绕梁，真可谓“爱国情怀动山岳，作品正气满乾坤”。拜读吕翼的《肝胆记》，总让人热血沸腾，拳头紧握，抬头挺胸。真正懂得唯有爱国情怀，才能将英雄豪杰的赤胆忠心体现得淋漓尽致，肝义胆形象才更加高大。吕翼厚植爱国情怀，无论是塑造人物，还是展开故事情节，都非常成功。

二、肝胆相照真豪杰，作家性情满行间

无论是“诗言志”、“心画心声”的观点，还是“文人相悖”的看法；但“文如其人”的理念是共识。作家虽然可以刻意而为之，为艺术而艺术，虚构出与自己性情大相径庭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但是，失去情感真实的虚构，必然消减艺术真实与艺术感染力。总之，作家个人的性情或多或少，都会在作品中体现。吕翼无论是生活、工作中的待人接物，还是创作时思想情感流露，都是一个真性情的彝家汉子——热心、仗义、豪爽、正直。他一贯坚信“文如其人”，文传情志；坚信人品即文品，性情即风格；坚信作品思想内容与作家的道德人格一脉相承，作品风格与作家气质性情一脉相通。《肝胆记》人物形象塑造得如此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是吕翼自身的肝胆相照的豪情，自然而然地从笔间洋溢出，使其整个作品都溢满作家的真性情，从而更加真切有力地感动读者。

典型环境孕育典型人物。生活在滔滔奔流的金沙江两岸的人们，整天面对苍苍茫茫的乌蒙大山，胸中浩然正气犹如山间云雾，浩浩荡荡。即使是作家塑造的反面形象——开贵，也曾有过令人钦佩的壮举：胡笙家的羊被狼吓坏，躺进山洞就出不来，开贵爬进山洞，硬是将羊拽出；麻脸石匠独自进山采石，不小心跌进石缝，只能闭上眼等死，开贵用石錾、麻绳，还攀爬进石缝，活生生将麻脸石匠拽了出来，背上蹭掉了一层皮。尽管开贵后面变得心胸狭隘、阴险狠毒、自私自利，但他之前的侠肝义胆，虽然只是寥寥几笔，但深深地镌刻在读者心中。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尚且如此肝胆相照，更何况主人公乌铁、胡笙，在战场上生死与共，谱写了一曲肝胆相照豪杰赞歌。

乌蒙男儿侠肝义胆，柔情女儿又如何？真可谓巾帼不让须眉，她们的柔弱里潜藏着坚强，她们的柔情里蕴含着豪情。为了一个自己憎恨无比的男人，开杏作了一个非常可怕、超出常人想象的决定，并且义无反顾去做——按照夷人的风俗，请祭司为乌铁念经消灾——这让土司满脸惊讶、匪夷所思，不禁称赞道：“你真是心灵手巧，又有胆识，汉人堆里，难有这样的奇女子。怪不得乌铁要为你失魂落魄。少见！少见！”阿卓也打心眼里敬佩开杏有胆识、有深谋远虑，更折服于她的肝胆相照：“我有啥吃，你就有啥吃，我有啥穿，你就有啥穿。”

小说中另外一个女子形象，也非常鲜活，令人终生难忘。开贵要杀乌铁心爱的战马，失去双脚的异乡人乌铁，即使以死相护，也无能为力。幸好金枝犹如天上降下来的仙女一样，正义凛然，大声呵斥：“你们欺负一个外乡人，欺负一个没有脚的人。太过分！牲口都不如！”真可谓奇女子，她贡献出自己千辛万苦喂养长大的肥猪，救下了“马老表”，也救了乌铁一命。虽然她最后嫁给了自私自利的开贵，令人惋惜，但她对于扶不起的丈夫，也是肝胆相照。丈夫外出行讨，一去不返，她毅然前往寻找，要生死相依，虽然有点让人哀婉，但也令人敬佩。

吕翼笔下的人物，无论是主人公乌铁，还是次要人物孙世医、陆大爷，都是侠肝义胆的人物。即使是一草一木，也是如此。作家着重写乌铁与马老表肝胆相照，心灵相通，惺惺相惜。特别是大家要杀马老表祭拜神灵，乌铁一把从开贵手里夺过那把杀牲用的刀，对着自己的脖子，正义凛然地说：“你们要命，就先取我的吧……你们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是你们的祭品！”人与动物尚且能如此肝胆相照，生死相依，更何况是人呢。

如果不是作家内心深处具有侠肝义胆的豪情，是很难写出如此悲壮而豪迈的真性情。言为心声，真正能写活人物，能真正打动读者，一定要真，一定要诚。吕翼的小说如此成功，首先是他为人的成功，是他真性情自然流露的成功。如果作家缺少侠肝义胆的性情，是很难写出《肝胆记》这样既豪迈又悲壮的好作品的。

三、 民族文化是瑰宝，底蕴厚重真艺术

“肝胆”比喻勇气，也比喻真诚的心。吕翼对祖国、对人民、对朋友、对艺术，特别是对民族文化，怀着一颗“真诚的心”。评论家黄玲在《吕翼的2019》中指出：“吕翼是一名彝族作家，民族身份对他的写作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在他的一些小说中，民族生活的内容随处可见。这说明作家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有着清醒的认知和认同。”无论是之前的儿童文学作品《疼痛的龙头山》《比天空更远》等，扶贫题材作品《马腹村的事》《生为兄弟》等等，还是这一部长篇小说《肝胆记》，由于主人公是彝族同胞，或者所写地点是夷寨，吕翼都自然而然地在作品中浸润着民族文化。 “一个民族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可以表现各民族的生活。但是他的母族文化一定是他心灵深处最丰富、最深厚的矿藏，一旦时机成熟，他会用笔墨去开掘这个矿藏，描绘出一幅璀璨的民族历史风俗画卷。”

作家在“内容提要”中指出，《肝胆记》是“一部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小说，更是一部民族苦难史和民族团结的颂歌”。他对民族文化的热爱，是深入骨髓的，是肝胆相照。有人指出吕翼作品中描写的一些彝族文化具有封建迷信色彩，这种判断是不客观的，他只是看到外在形式的东西，并没有站在文化、艺术的高度来审视。作家在作品中再现民族文化场景，描写民俗细节，既是创作小说的需要——体现生活真实、艺术真实；也是表达思想情感的需要——祭司手摇法铃、法扇，念了三天三夜经：消灾经、指路经、土葬鬼经、断凶鬼经、解除死伤病痛经、取魂经、颂水经……九九八十一部经，都给认认真真念了个遍。作家如此描绘，主要是表达对抗战死去的英雄的敬仰，表达民族间真诚的感情。作家在作品中特别描写了一个细节：汉人开杏无法听懂经咒，但她认认真真地听，虔诚地听，最后感受到了夷人的真诚。其中的用意，显而易见。对于民族文化知之甚少的人，不要简单粗暴地否定，若是诚心感受，一定能领悟其思想及精神。

吕翼不但再现民俗生活场景，而且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结合现实，创新发展。《肝胆记》中写到一个细节：乌铁他们在前线作战，战事复杂，滇军重要的密电，传递方式常有变化，让日本人云里雾里，难辨东西。其中，采用夷语发电，让日本兵傻眼。作家特别指出：“原以为夷人文化落后，想不到在此，居然派上大用场。”这一细节是吕翼对民族文化热爱、自信、创新的集中体现。

黄玲指出：“吕翼对彝族历史文化的思考与研究是下了大功夫的，从彝族古代经文到民俗风情，从现实中的山川河流到地名的历史渊源，都曾经做过细致研究和考察。这是一种对民族历史文化高度负责的写作态度。”作家与民族文化肝胆相照，对文化、艺术真诚，以赤子之心，成功地创作了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小说。

一言以蔽之，长篇小说《肝胆记》集中体现了吕翼的“肝胆情怀”：对祖国赤胆忠心，义无反顾；对朋友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对民族文化肝胆相连，真诚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