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网杯·永远跟党走】霜晨月鹤鸣声咽

                        ▲ 青年时代的齐世昌

一、脑海中的影像

少年时候，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偶像，那就是我的大舅齐世昌。对大舅的印象有时朦胧，有时清晰，朦胧的是对他的精神内涵理解，清晰的是他的外在模样，退休以后我慢慢梳理琢磨出其中的一些往事，于是有了以下的文字。

1955年，我大约5岁，当时经常盼望听到的一个称呼就是大家叫我“小县委”。

当时我的家乡还没搞土地改革，我的祖父是县里协商委员会的副主任，大舅齐世昌则是最年轻的县委委员，因年轻有为而受人关注。

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相比同龄人优渥，但即使是孩子心中还是有向往的，我就一直向往成为像大舅一样受人敬仰的人。

有时候，只要有一丝线索，我就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关注他的动向，在我的心中留下了这样一些场景：他给工作队队员上课，用藏语也能用汉语；他在大会上给主讲人担任藏语翻译（当时称为通司），有时候他也主讲，台下经常响起热烈的掌声。

他很忙碌，好像许多场合都离不开他，工作场合也成为了他展示风采的舞台，他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就像一颗闪耀的星宿。

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迪庆高原到处朝气勃勃，站在潮头的齐世昌更是如鱼得水。后来翻看了一些史料和档案我才知道他是党组织着力培养的青年才俊之一，而他也没有辜负党的培养，工作努力，成绩十分突出。

大舅在我脑海里的有着一张英气勃勃的脸庞。一次他表演完滇戏《打渔杀家》后，还没有卸妆，我见到他的模样，惊为天人。对他形象深刻的，还有他留下的背影。他经常喜欢穿一件棉大衣，像极了电影中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所披的那件大衣，青灰的颜色，长及膝盖以下。当时我还以为这是国家为县委领导配发的制式服装。从后面望去，他还有一头卷发，一字型双肩，大衣显出他健美而颀长的身形，而衣摆就像电影里中世纪西方武士的披风。只要脑海中出现这样一个造型，我的心中就有一种汹涌澎湃的热流涌动，这个就是我希望有人称我“小县委”的懵懂出处。

如今看来这份渴望和仰慕是何其纯洁，是孩子心中对美好事物的亲近。

二、用象棋教会我道理

1965年是“四清运动”的中后期，春节期间，父母带上我和妹妹达瓦到姥姥家做客。下午三点起，父亲就和大舅齐世昌摆开中国象棋对弈起来。

当时我已是初二的学生，也知道一点象棋知识，就来到他俩边上凑趣。一会儿帮父亲跳马，一会又喊大舅赶快架炮。

我玩得很欢，但惹得喝了一点小酒的父亲不高兴，“河边无青草，不养多嘴牛，你给我闭嘴。”

一时之间，我又要抬起的手只得放下，尴尬地垂手站在棋盘旁。

“如果没有牛，何来酥油香”，大舅一面抬手挪了一颗棋子，一面气定神闲地帮了我一句。大舅的随和冲淡了父亲的威严，让我放松不少，心中升起对大舅的依恋，这天下午我就流连在棋盘旁。

之后某个周六的下午，我放学从中学（中甸一中）回家，走到外婆家附近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旺堆，你过来。”抬头望去，竟然是大舅，他面带笑容，抬手招呼我过去。“大舅，您叫我？”“今天我想下象棋，你陪我下几盘。”大舅说。“我还要回家放书包，就不下了。”说完我就想溜。当时我的脑子里满是惶然，只知道自己棋技未入流，不希望大舅看到我狼狈的样子。就在我犹豫之际，大舅几步跨到我的身边，一把拽住我说：“今天你是跑不了啦，刚好明天星期天，我有时间。”

两天里，我不知道输了多少盘，一盘也没赢过，无论我怎样静下心，沉住气，都毫无招架之功。

第二天临别时，他拉我坐下说：“这两天难为你了，我看你动脑子还可以，已经悟到下棋要走一步看几步的道理。”

听到他的表扬，我很高兴，连感谢的话都不会说，只是使劲点着头。

大舅接着说：“这两天来我没有让你赢一局，但是你要记住这两局。一局是我们拼完了所有能兑的子，我还剩一帅一卒，你只有一个将，这局棋最终我靠卒取胜，这叫‘卒定心’。还有一局，我剩一将两兵，你只剩一帅，我用两个兵逼你的老帅认输，这局棋叫做‘双卒拜寿’。”“喔，原来下象棋还有这么好听的路子，怪不得会让人入迷。”我连连点头。

“下面我给你说的知识是学校里学不到的，你要记在心中。兵和卒是象棋中机动能力最差的，大家一般都瞧不起，认为可有可无。你和你的弟弟妹妹今后也可能只在社会的底层生活，就像象棋里的兵和卒。你们走出学校后，要有去干最苦最累最脏活的准备，但是当你们坚持下来后，就可能脱胎换骨，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再说一遍，你们要经得起生活的磨难和考验，要像象棋中的兵和卒一样积极向上、勇往直前。”我听得心惊肉跳，但又懵懵懂懂。

“去吧，还是要好好读书。”说完，他挥了挥手，让我离去。回去的路上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想了很多，不断回味大舅的话。

大舅和他的儿子齐扎拉之间的交流更深入一些，所以他的儿子也比我更聪明和睿智，做事更踏实，心胸更广阔。

这样的交流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有很多味道，很难理清，一直到后来我看到鲁迅先生写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有“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直面血淋淋的鲜血”的句子时，仿佛醍醐灌顶，才知道大舅的话是多么睿智而有预见性。

三、一场家宴的故事

1966年初，齐世昌已奉调离开中甸，任丽江县委副书记并兼任玉湖公社党委书记，本来离开故土，也就暂时脱离了是非。但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终究没有放过大舅。1967年初，他被迪庆当地的造反派“勒令”回到出生地的中甸中心镇前进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改造（主要是为了方便造反派的“批判和斗争”）。

回到农村后他的待遇是“非人的”，有一个生产队干部指派给他的任务需要两个人才能完成，由于任务太重，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驮牛竟然累死了。

接着，这位干部又组织生产队群众开大会批判他，理由也十分简单，就是累死了驮牛破坏生产，村集体的财富遭受损失，必须要他赔偿。这样牵强霸道的说法，尽然也在会上通过了。会后，他只能筹款赔偿驮牛。

1968年8月13日，遭受惨绝人寰的批斗、暴打数日之后，大舅齐世昌含冤离世。

斯人已逝，唯余怅然。一直以来我的心中一直在回忆这样一个场景。

那是1967年4月的一个日子，也是大舅被勒令回到家乡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后碰上的第一个“休息日”。一大早起来，匆匆吃过早茶后，他与舅妈一道赶去附近的山上砍柴火。正午之前，他们已经各自找来一背柴火摞在了柴火堆上。抹了一把脸，他让舅妈带上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地来到当时中甸唯一像样的“五一饭店”，选了一张桌子，大家坐好后，开始点餐。

据孩子们回忆，那是一场饕餮盛宴，孩子们吃得兴高采烈，舅妈也很心满意足。当然，以今天的标准看，当时的食品一定不怎么样，花样也不多，但是在当时时代背景下，可以肯定，这餐饭中孩子们吃出了父爱，妻子也吃出了丈夫的爱。

多年以后，我才懂得大舅能够得到那么多的人的敬重以及拥护，除了他的知识、智慧、娴熟的政治经验和超强的组织能力以外，他为人处世的情商也是支撑他取得成就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