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网杯·永远跟党走】追忆我的哥哥斯那尼玛

我的哥哥斯那尼玛，藏族，汉名（杨炎后），1926年生，云南省德钦县升平镇人。因家里贫困，12岁起，他就给人家当“马娃子”，走南闯北，跟随马帮进西藏下丽江上昆明，历尽艰险，饱经风霜。长年的赶马生涯，不但使他熟练掌握了骡马的习性，也练就了一身精湛的骑术和枪法。当时迪庆还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下，土司和僧侣贵族通过属卡（村）组织，把土地以分地的形式分给属卡农奴，将广大农奴世世代代束缚在领地上进行残酷剥削和奴役。农奴没有土地，只有简陋的生产工具，人身安全毫无保障，完全是领主私人财产和会说话的工具。丧失劳力的农奴还常常被赶出家门，沦为乞丐，这就是当时迪庆残酷的社会状况。

1945年，哥哥被迫到四川木里为奴，11个月后才逃出来。1948年，他在丽江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任地下交通员，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经他提议，在中共滇西北党组织领导下，他挑选了40多个品行好、遵守纪律的“马娃子”，组建了第一支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藏族骑兵队，部队成立初期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七支队三十一团，哥哥任骑兵队长。后来，七支队所属的三个骑兵队合编成支队直属骑兵大队，哥哥任大队长。从一个出身贫寒的“马娃子”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哥哥和他的战友们充满了自豪感。

骑兵队组建后，还来不及训练就投入了战斗。他们作战勇敢，不怕流血牺牲，跃马驰骋在滇西北各地，冲锋陷阵，英勇战斗，犹如雄鹰搏击长空，为滇西北的解放立下了赫赫战功，成长为一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人民铁骑”。1950年3月，斯那尼玛被授予十四军“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1951年3月，他被选送到中央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接见。他还作为藏族青年代表，先后随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德国柏林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和布加勒斯特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并出席世界青年代表大会。

1953年2月14日是哥哥永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全国学联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全体代表，哥哥在怀仁堂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和他亲切交谈。哥哥说，当毛主席知道他是边纵的骑兵大队长时，显得很高兴，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为边疆群众多作贡献。

1957年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后，哥哥从北京回到家乡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平叛、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先后担任第一届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州民政局局长、州政协副主席等职，把奋斗和忠诚书写在了雪域高原。

1999年4月5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哥哥曾感慨地说：“解放前的迪庆没有一寸公路，运输全靠人背马驮，寄一封信，有时要几个月才能收到，现在，省、州、县、乡、村的五级公路网络已遍布。原来从丽江赶马到拉萨要90多天，现在坐飞机，只要一个多小时，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民族团结、人人平等、边疆稳定，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生息在迪庆雪域高原的藏族同胞们与其他各民族兄弟一道载歌载舞，赞颂美好的生活，赞颂我们伟大的祖国。”

哥哥斯那尼玛于2000年1月20日因病去世，享年75岁。

2000年1月24日，在昆明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挽联上写着“铁骑金戈纵横滇川康藏勇当突击先锋慑敌闻风丧胆，出访联谊遍游德罗苏波广结各国青年争取世界和平”这是他的一生写照。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对哥哥的追悼词中写道（原文）：

中国共产党党员、藏族人民的好儿子，原云南省民委会专职委员，第五、第六届云南省政协常委，援藏基金会副理事长、副厅级离休干部杨炎后（斯那尼玛），因突发性心脏病抢救无效，不幸于2000年1月20日上午10时在昆明逝世，享年75岁。

杨炎后同志原籍云南省德钦县升平镇人，1926年12月生，1948年3月在丽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任地下交通员，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任边纵七支队三十一团藏族骑兵大队大队长，参加了鹤庆、丽江、剑川、迪庆、大理、保山、腾冲等地的解放战争，剿匪斗争。1950年至1951年在二野四兵团十四军被评为战斗英雄，出席了师和军的英模大会。

1951年3月，杨炎后同志被选派到中央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1951年8月到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实习队队长、政治系班主任、院党委委员、院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作为优秀少数民族青年干部代表，曾多次受到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切接见和直接教诲，分别到德国柏林和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并出席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

1957年，杨炎后同志当选为首任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1976年至1982年底先后任迪庆州民政局局长、迪庆州政协副主席。1983年1月调云南省民委会任专职委员。1994年12月经省委批准离职休养。

杨炎后同志曾任第四届省政协委员，第五届、第六届省政协常委、全国援藏基金会副理事长。

杨炎后同志参加革命以来，经历了解放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我省的解放事业特别是滇西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政治坚定，服从组织安排，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云南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为做好全国涉藏工作和境外藏胞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具有较高的威望，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人民群众的好干部，藏族人民的好儿子。

杨炎后同志一生不断追求进步，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即使在遇到困难和曲折的时候，他始终相信党和人民，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为人正派，谦虚谨慎、廉洁奉公、生活俭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不居功自傲，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上，他都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关心我省边疆稳定和民族的发展，充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德。

杨炎后同志的逝世，使我们的党失去了一个优秀党员，使我省民族工作战线失去了一个好同志、好领导，使藏族人民失去了一位好儿子，我们深感悲痛和怀念，我们要学习和发扬杨炎后同志的优良品质和作风，为我省民族工作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定而努力奋斗。

当时，原中共滇西北地委书记、边纵七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平同志的爱人还送来了黄平同志生前写给哥哥的诗：娃子农奴反抗声，山鹰展翅藏骑兵，会当大理歼残寇，跃马苍山十九峰。

《贡嘎山上的青春之歌——60年前藏语班实习纪实》一文中，曾记载了一段关于哥哥的往事：1953年7月，中央民族学院第一个藏语专业班学员准备下基层实习。当时哥哥正在中央民院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由于工作能力强，待人和蔼可亲，院领导就派哥哥当实习队的队长。实习队于8月18日抵达滥池子，次日从滥池子出发，准备翻越二郎山。这条路的路面窄、弯道多，有的路段非常险，经常发生翻车事故，但学员们都很年轻，不知道害怕，更多的是新奇感和自豪感，一路上他们歌声不断。汽车顺着山边的窄路向上爬，左边是山，右边是一望无底的深谷。途中还下起小雨，车外一片雾气腾腾，什么也看不见。突然“咔嚓”一声，车身猛然一晃，车子直往下坡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哥哥从驾驶室跳下车，抬起路边的一块大石头塞在车子后轮下，车才停住。车上的人们鸦雀无声，不知发生了什么，后来下车一看，好险！车的右后轮已经悬在空中，下面就是数十丈的深谷，如果车子翻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哥哥的机智果断拯救了一车人的性命。

哥哥生前有一件事情让他很气愤。一次，有人以骑兵队和他本人为题材，写了一部电视剧，到省民委征求他的意见。剧中把藏民骑兵队形容成一帮“乌合之众”，后来被共产党“收编”才走上革命道路。他看到剧本后十分气愤，当即表示：迪庆的地方武装多如牛毛，土司上层更是没有不拿枪的，藏族骑兵队与这些武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是一支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人民军队。最初的领导人李烈三、鲍品良、孙致和等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还在藏族娃子和穷苦百姓中培养了一批入党积极分子，这些人都成长为了各级领导干部，为滇西北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不少战功。这样一支被滇西北各族人民称赞的队伍怎么会是“乌合之众”？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成立的革命队伍，又怎么会是“收编来的呢”？剧组人员连忙向他解释电视剧是艺术作品，有艺术加工的成分。哥哥却回答，艺术也不能脱离实际！

本人无意对该剧妄加评说，但编导们若知晓“文革”时期我哥哥为抵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泼在骑兵大队队员头上的“脏水”，曾被打成重伤的往事，就不难理解这位老革命为啥不认同他们的创作态度了。哥哥把藏族骑兵队的历史看得比生命更加重要，他不能容忍别人任意涂改这段历史。在云南解放战争进程中，藏族骑兵大队毕竟没有第二个，这是不争的事实。还有部分人总是把藏族骑兵队与旧社会的帮派组织混淆在一起，甚至认为藏族骑兵队的前身就是中甸的土司骑兵，这是十分错误的。哥哥之所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是他不懂文艺作品可以创作，实在是他对骑兵队爱得太深，不能容忍别人随意改变、扭曲藏族骑兵队的形象。

寒来暑往，逝者如斯。当年驰骋在疆场的骑兵战士中，德钦县升平镇的杨炎后、钟秀生、王德本、张国生、马得胜（原籍青海）；云岭乡的干玛劳丁、梁世荣、那层、阿苴青、阿扭；燕门乡的李刚土、高玛白久、斯那吉称、白登、赵根尕、金安农布、干玛扎史、赤冷、斯那吾学以及奔子栏镇打布公村的农布等，他们在解放云南时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军队激烈战斗，多数同志复员回乡后又直接成为了家乡的民兵骨干，继续与叛乱的土匪进行武装斗争，保卫迪庆土地改革的胜利成果。上述这些同志现在都已作古，一代英雄离我们而去，但他们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永远牢记他们的崇高精神，让子孙后代把这些精神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