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催开幸福花

----记录维西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四个小故事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城乡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人们日常衣食住行也一天天好转，一步步迈进了小康的美好岁月。下面这4个小故事很短，但却见证了维西县40年来的发展变化。

“还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好”

1982年春天，我还在古宗湾小学任教，县里派来了工作组，任务是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第一次群众大会就在生产大队的院子里举行。工作组干部传达了上级文件之后，用通俗的语言做了讲解。多数农民听了后纷纷表示，坚决响应上级号召，投身改革。但有一位60多岁的农民却哭着说：“这不是分田单干吗？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我想不通。”

改革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很快，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在村子里全面推进，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春潮滚滚，农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事实最有说服力。一年后，那位想不通的农民的脸上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他逢人就说：“还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好，缴足了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地还是那片地，人还是那些人，但生产出来的粮食却比以前多了，肚子饱了、日子好了、干劲也更足了。”

“雇佣工人”引争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维西县城冒出了彭天慧等一批万元户。当时的万元户可不简单，工龄在10年左右的普通干部月薪约为60元，一年下来才有720多元，十年才7200多元。

万元户冒出来了，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了，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不够了，需要雇佣工人了。当时，维西县城一位以酿制白酒为主业的个体户施老板雇佣了3个农村青年，除了包吃包住外，每月每人还能领到48元的工资。一时间，施老板雇工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人们的议论。有人说：“这是在搞资本主义，搞剥削。”有人说：“施老板就是资本家，他雇工就是搞剥削。”但更多的人说：“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第二产业是大好事，一方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另一方面加快了工商业发展，繁荣了经济。”

争议归争议，改革大潮汹涌澎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非公经济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成为拉动维西经济增长，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强大引擎，其经济总量占据了县域经济的“半壁江山”。

“卖炭翁”搞起“农家乐”

“五里一塘、十里一铺。”维西县保和镇白帕塘就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如今，这里环境优美，乐了游客、富了群众。

“我们白帕塘村民小组是远近闻名的文明村，全村唯一的一个贫困户在前年也摘掉贫困帽子，过上好日子了。”永春村党总支负责人自豪地说。

说起白帕塘的变迁，今年67岁的共产党员邓学章最有发言权。上世纪90年代以前，白帕塘村民小组都是典型的靠砍柴卖、烧炭卖过日子的贫困山村。虽然苦也苦了，但村民的日子还是温饱不足，娃娃读书、生病就医无保障。”没有人不想过上安逸的日子，但靠什么才能过上安逸的日子呢？1998年，国家实施天然林禁伐政策，砍柴卖、烧炭卖的路子走不通了。“当时，我就想，能不能养点鱼呢？”邓学章回忆说，“我的性格是想了就干，干就要干成。于是，我以《农村百事通》《农村池塘养鱼知识》为老师，认真学习池塘养鱼知识，并把我们家的一片沼泽地开挖成近3亩的鱼塘，在我们村乃至维西县第一个搞起了生态鱼养殖业。一年后，我尝到了甜头，我的生态鱼在维西县城以高出外地鱼两倍的价格被消费者抢购一空。”

随后，邓学章又开挖了两个鱼塘，并建起了具有傈僳族风格的休闲山庄。2010年，邓学章家的农家乐开门迎客了，生意一天天火了起来。但邓学章并不满足，他边经营自家的产业边鼓励周边村民一起开办农家乐。

“邓阿老是我们村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他成功走出了一条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道路。前面有人走，后面有人跟，在邓阿老的带动下，我们家也建了鱼塘，养起了生态鱼，开办了农家乐，走上了致富路。”傈僳族青年余加其说。

余加其家的山庄规模仅次于邓学章家，通过转变观念，他们都过上了好日子。

地标“三棵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维西县城小平街有一家小旅店，名字叫做“三棵树客栈”。当时，维西县城只有小平街、十字街、新街几条街道，其中，最繁华的要数小平街了，客栈前的三棵槐树是当时维西县城的地标。

“维西县城不仅变大了，而且变得美丽迷人了。”今年春节，在北京工作了8年的李福莲女士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保和镇，刚下车，眼前的变化令她惊叹不已。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维西县以人民为中心，精细化打造省级园林县城，县城面积扩大了3倍，从两条主要街道发展到8条主要街道，从小平街“三棵树”发展到现在的见缝插绿、绿树成荫、四季花开不断，从没有一个公园发展到现在的5大公园。城区绿地面积达60公顷，绿地率达2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8.7 平方米，宜居宜游宜业新维西秀美画卷奔来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