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风暖百花开——自述两个小故事反映时代变迁

● 杨洪程

1981年7月，我从迪庆州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维西县永春校区古宗湾小学任教。转眼间，37年过去了，亲身经历的两个小故事还历历在目。

“现在的娃娃安逸了”

1981年新学年在秋天里开学，刚走上教育岗位的我接手了三年级教学班。查看《点名册》，我任教的班级有36名学生，他们中多数为傈僳族。学生们穿着很单薄，除两三个学生的衣服没有缝补外，其余学生的衣服打着大小不一的补丁，其中10多个学生穿着草鞋。学校没有食堂，学生们早上从家里来学校要自带午餐，中午，他们随意蹲在墙角吃冷饭。我注意到，学生们饭盒里装的是玉米饭，外加一点炒洋芋或炒白菜。学生们的衣食反映出当时农村生活很艰苦。

开学一个月后，我们班的学生逐渐减少，到学期结束时，仅剩12人，其他班级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校长的带领下，我们利用晚上时间去做家访，动员学生入学。那时候，多数学生家长是文盲、半文盲，他们一方面希望孩子将来成为有文化的人，另一方面很无奈，无力为孩子上学支付学杂费和书本费。

每次学校开会，校长都强调：“你们要想办法把学生欠下的课本费收上来，书店天天在催款。”

我们按照校长的要求去催收课本费，许多学生家长说，我们不愿拖欠，但实在没办法，我们没有经济来源啊！

我理解这些家长的心情。当时，农村群众经济收入主要靠卖几个鸡蛋、几只鸡，每年能给娃娃添补上一套衣服就不错了，多数人家无力满足学生上学的需求。

时代前进的步伐确实很快。前几天，我去农贸市场买羊肉。“杨老师，你买几斤？”一个40多岁的男子问。我说：“你认识我？”他答：“怎么不认识？30多年前你教过我啊。”还不等我接话，他又说开了：“我们要是有现在的条件就好了，那时因为交不起学费书本费，我读到四年级就回家放牲口了。现在的娃娃安逸了，上学不消缴学费，不消缴书本费，在学校食堂吃饭一日三餐政府补贴，还是营养餐，家家户户的娃娃都能上学、上好学校。”

“演员是怎么钻进电视里去的”

1983年秋天，也就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年，校长从县城背回了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全校教职工为之欢欣鼓舞。当时，按照上级要求，我们学校办了一个民族奖学金班，实行全寄宿制，学生从全县五年级中选拔，买电视机的目的就是为了丰富寄宿制学生的生活。

听说学校有了电视机，附近的群众都想来看一看这个稀罕物。当时，不要说农村小学，就连维西县城的群众也没有几家有黑白电视机。我的月工资是53元，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价格是430元，差不多是我一年的工资。

面对群众的要求，校长决定每周在学校院子里公开放一次电视，并借此机会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动员家长送孩子上学。每周公开放电视的晚上，我们学校像赶集一样热闹，整个院子黑压压的全是人。当时，县政府在大宝山上建了一座差转台，覆盖县城及周边村子，能接收中央台和云南台两个频道，好在我们学校离县城3公里，勉强能接收到电视信号。由于电视信号不好，学校的黑白电视机常常“雪花”遮屏，喇叭里发出“嗡嗡”的声音。尽管如此，观众依然神情专注地看电视节目。

记得第一次向群众公开放电视的那天晚上，一位60多岁的老人看完电视节目后问：“校长，演员是怎么钻进电视里去了？”

校长答：“演员不是钻进去的，而是通过电视信号显示在屏幕上的。”

老人对校长说：“再过一两年，我家也要买一台。我儿子做买卖赚到了一点钱。我算计了一下，快则一年，慢则两年就能攒够买电视机的钱了。”

农村改革释放出来的活力确实不得了，就在我们学校拥有黑白电视机的第二年，我们学校附近的村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搞上去了，群众温饱问题解决了，村里还冒出了10多户搞多种经营的个体户。群众的腰包逐渐鼓起来了，花400多元钱买一台电视机已经不在话下。与此同时，收录机、录放机迅速进入群众的生活，来我们学校看电视的群众逐步减少，到1984年底，没有人来我们学校看电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