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呈现新特征

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滞缓

当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政治极化加剧、右翼极端主义思潮沉渣泛起等乱象，是其内部矛盾日益激化所致。而引致其社会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根本原因则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十分严重，其危害性不亚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危机后，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而我国迅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进入稳中向好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与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一系列铁的事实，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从增长速度看，世界银行2008—2016年的数据显示（按不变价计算），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1.24%，日本GDP年均增速为0.33%，欧盟GDP年均增速为0.6%。而我国在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2013—2016年的年均经济增速为7.2%，今年上半年为6.9%，平稳实现了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提质换挡。

从就业情况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8—2015年美国平均失业率为7.56%，欧盟平均失业率为9.46%。而同期，我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只有4%左右。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735万人，已完成年度目标的66.8%。

从政府债务看，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61.8%上升到2016年的106.1%，欧元区的这一比重从67.4%上升到89.3%，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2016年超过250%。而截至2016年末，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27.3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36.7%，大大低于美欧日等西方国家。

从收入和消费看，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08—2014年，美国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率为130.18%；2008—2013年，日本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率为122.5%。西方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呈现“双增加”：1%超级富豪的财富和收入急剧增加，普通家庭的债务普遍增加。比如，美国1%最富家庭占有全国家庭净资产的1/3，较富的9%家庭又占了1/3；美国最富有的1%阶层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9%上升到近年来的20%。前几年波及约80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强烈要求改变“1%与99%贫富对立”的不平等现象。这与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等收入家庭收入较快增长的情况形成了巨大反差。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我国累计减少农村贫困人口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基尼系数不断下降，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中等收入群体稳步扩大，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呈现同步增长的态势。

从福利保障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削减劳动者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美国缩减公立大学教育经费，共和党医保议案的实质是大幅减税、大幅削减联邦政府的医疗保健支出，这势必增加无医保的国民数量。德国、葡萄牙、荷兰等国也相继减少医保投入。去年3月，法国巴黎民众抗议修改劳动法，反对降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以及不利于劳动者的改革措施，活动后来演变为全国70多个城市的“黑夜站立”运动，甚至蔓延到邻国和加拿大等非欧洲国家。这与近年来我国大规模增加教育经费、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起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的全民医保体系等社会保障体系，全体人民福利待遇水平稳步提高、社会保持稳定和谐的状况形成了强烈反差。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的反向运动，是由二者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异造成的。

西方国家主张完全私有化，将公共设施、教育和涉及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私营化，缺乏维护公共利益的经济基础；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推进混合所有制发展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使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具有了重要物质基础和依靠力量。

西方国家主张完全市场化，过度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不时发生；而我国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处理提高了宏观调控的科学性，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西方国家主张福利个人化，在大幅度减少私人垄断企业税收和增加军费的同时压缩公民的社会福利，通过垄断企业和政府共同削弱工会力量，使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而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提升全体人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再进一步分析，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垄断制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这个基本经济矛盾，通过以下几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引起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危机和持续不景气，进而导致其种种制度痼疾反复发作。首先，私有垄断资本主义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造成高级管理层为追求个人收入极大化而追求短期利润极大化，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和融资方式。这与企业正常经营管理形成矛盾，从而在企业层面形成经济社会危机的微观基础。其次，在资源配置或经济调节层面，私有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本主义国家在本质上是为私有垄断制经济基础服务的，这导致市场调节和国家调控双双失灵。第三，在分配消费层面，私有垄断制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必然带来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导致生产经营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借贷消费导致很多家庭负债累累。第四，在国家财政层面，私有垄断制及其政府大幅度减少私人企业税收、大量增加军费、用公民纳税的钱救助私人大企业等，必然导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不断提高的债务危机以及缩减人民福利、牺牲人民利益的不良行为。

　（作者程恩富为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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