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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几句戏谑，正是对“红顶中介”服务乱象的形象比喻。在一些地方甚至有“二政府”之称的“红顶中介”，截留了简政放权的红利，扰乱了市场秩序，甚至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因此，亟须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将“红顶中介”与政府部门彻底脱钩，并加强监管。
——编 者
脚踏“政府”和“市场”两只船，“红顶中介”与政府部门“扯不断、理还乱”
从“红顶”一词便可知晓，此类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这样的“红顶中介”大到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小到地方区域性的行业协会或咨询公司等中介机构，一方面以市场角色创收盈利，一方面又沾染着行政权力的色彩，在“灰色地带”游走，脚踏“政府”和“市场”两只船，在市场竞争中“旱涝保收”，扰乱市场秩序，对企业和个人都造成了损害。
那么，“红顶中介”这种组织机构是如何产生的呢？
“‘红顶中介’由来已久，有些可以说正是行政体制改革不彻底的产物。”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说。
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一些“红顶中介”本身就是被改革部门的延续。“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为例，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撤销了化工部、地矿部、冶金部等10个工业专业经济部门。但这些部门撤销后成立了相应的协会。钢协就是从冶金部延续而来。”宋世明说，“现在依然存在这种情况，一些地方上被改革或取消的部门，原来的工作人员换套‘马甲’，成立行业协会，延续着这些部门的行政色彩。”
还有些“红顶中介”是因有些政府部门在简政放权过程中，直接成立中介机构或指定一家或少数中介机构，承接其取消的审批权力，以此“借尸还魂”，把持审批权限谋取利益。据湖北省纪委2014年通报，黄冈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违规成立黄冈市精正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指定由该公司提供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服务并收取服务费，精正公司便是这样衍生出来的“红顶中介”。
此外，有些部门负责人私下与中介机构建立利益同盟，以手中权力为中介机构谋利，将其打造成“红顶中介”的同时，以“吃回扣”的方式兑现。
正是凭借与政府部门这样的“特殊关系”，“红顶中介”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面对企业扮政府，面对政府扮企业”，依附行政权力干预微观经济，让企业和个人无所适从，疲于应付。
简政放权在做“减法”，“红顶中介”却做“加法”
当前，在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行政审批事项已大幅减少，但同时，有些中介机构却迅速膨胀，在政府做“减法”的同时，它们却在做“加法”，截留了本该释放给社会的改革红利。
一些部门将审批权取消后，由指定的“红顶中介”承接，审批权的“红章”从政府部门的“左口袋”转移到了“右口袋”，不但没有起到简政放权的效果，反而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根据九三学社《关于行政审批改革后加强对第三方中介机构监督管理的建议》显示，目前第三方中介事项有30余项，主要形式为技术性审查、评估、鉴证、咨询报告、证明或意见书，包括环境影响评估、可行性研究、施工图设计审查等项目。
一般工业企业投资项目，大多涉及环评等10多个中介服务项目。这些中介服务项目，每一项都可以让“红顶中介”从企业身上创收。由于监管不到位，有些“红顶中介”成为部门的创收工具，对企业收取过高中介费，且服务差、耗时长、手续繁琐，因而饱受诟病。
记者了解到，山东某化工企业向银行贷款，以土地和房产做抵押，需做资产评估，国土局和房产局便指定一家会计事务所对该企业作资产评估。“这家会计事务所明显比其他几家要贵，但是主管部门给出的理由是这家会计事务所更信得过、不造假。”该化工企业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分析：“不排除有些中介机构因其技术水平高、公正公平等优势更受主管部门信赖。但是，有些被指定机构凭借垄断性或与部门的暧昧关系随意提高收费标准，且高得离谱，就有问题了。此外，主管部门指定中介机构这种行为本身就容易出问题，应该以市场化行为来解决这一问题。”
有些审批项目以前在政府部门手中，毕竟受行政法规的约束，因此还能照章办事。现在，一些审批项目取消后被转移到中介机构，这些机构挣脱了行政法规的“缰绳”，肆意提高收费标准等行为可谓“变本加厉”。
审计署2014年6月公布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2013年，13个中央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事业单位采取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达标、有偿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29.75亿元，可见“红顶中介”的创收能力之高，也反映出其对简政放权红利“蚕食”的严重性。
“行政机关需要专业技术的支撑，事业单位、智库、行业协会都可以提供这些技术支撑。”宋世明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行业协会因其与政府部门的密切关系，甚至会以其专业技术的垄断性‘绑架’政府部门，影响行业政策的制定，进而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灰色地带”腐败风险高，“红顶中介”的“顶戴”要摘掉
2015年1月，国务院党组会议强调，要消除行政审批“灰色地带”，整治“红顶中介”，加快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着力铲除滋生腐败土壤。
“红顶中介”之所以成为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的整治对象，那是因为一些主管部门往往与此类行业协会形成利益共同体，存在利益输送问题。
“部门与中介机构形成的‘灰色地带’，增加了腐败风险和安全风险，但难以监管。”宋世明说，“以消防为例，一些地方的消防部门都要求公司到指定的中介机构做消防安全评估，理由也是这样的消防评估信得过。只要指定，就难免产生利益输送。同时，确有一些中介机构利用这种‘信得过’，只要公司交钱就给予通过评估，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反而增加了安全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由部门的二级单位脱钩而来的中介机构，其实只是形式上脱钩，利益链条并未斩断，利用其独特的资源优势，虚假验资、虚假评估，谋取利益。
“必须改变政府部门重审批、轻监管的局面，政府部门不是放权以后就撒手不管了。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倒逼其对自己的评估行为负责，这也是政府部门的职责所在。”毛寿龙说。
从被查处的大量案例中可以发现，还有的部门把中介机构当作“小金库”，把自身应承担的费用转嫁给中介机构承担，或者在中介机构报销部门或个人费用，有的部门工作人员在中介机构领取加班费、补贴、福利等。湖北省纪委2014年查处的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旅游局在旅行社行业协会私设“小金库”一案显示，该旅行社协会用白条和现金收取培训费、会费、处罚金、年审费等，结存现金则进了旅游局一位科长的个人腰包。
还有一些中介机构异化为腐败的“掮客”。中介机构以服务费、会费、高房租、超额水电费等名义回馈，或以高息集资、投资分红的形式与主管部门结成利益共同体，甚至有主管部门负责人在中介机构中“占干股”谋取私利。
“无论是规范中介机构收费服务，还是降低腐败风险，都要实现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的真正脱钩。实现脱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目标，这样才能斩断利益输送的链条，铲除腐败温床。”宋世明说。
专家指出，当前还要改变“一行一会”的垄断局面，促进形成“一行多会”，以使行业协会充分竞争，同时改变政府部门指定“红顶中介”的行政方式，让市场起决定作用，让“红顶中介”回归市场。
《 人民日报 》（ 2015年02月03日 18 版）
人民日报曝光
云南昆明 ：“公贷”非得指定中介吗
老百姓在置业时往往要与当地的公积金贷款中心打交道，贷款中少不了会遇到公证费、评估费、担保费和手续费等费用。
云南昆明市的周女士2014年购置新房，用公积金贷款26万。她给记者细数了办贷款所缴纳的费用：“担保服务费1560元，手续费200元，代收抵押登记费90元；公证费260元，手续费150元；总计2260元。”
记者近日来到云南省级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进行咨询。在大厅，展板上贴着的是贷款流程“公积金贷款银行初审受理——担保受理——公证受理”，工作席位依次是各商业银行、“云南商厦住房置业担保有限公司”的席位和“国信公证”的席位。
“买新房需要200元担保手续费，二手房则可免担保手续费。”云南商厦住房置业担保公司工作人员说，她出示的市发改委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担保服务收费标准批复》显示：在未取得房产证前的阶段性担保为——20万元以下每户3200元，20万元以上（含20万元）每户3500元；全程担保的担保期限在10年以下（含10年）的为贷款额的1％，10年以上为贷款额的1.5％。
国信公证的工作人员介绍，“公证费按照全部贷款额的千分之一加上手续费150元、认定报告费600元。纯公积金贷款，需要做认定报告，费用600元一笔；如果是组合贷款，需要做评估，缴纳评估费。”
据担保公司和公证处的工作人员介绍，云南商厦住房置业担保公司和国信公证处均为公积金贷款中心的合作单位和指定办理点。
“贷款费用就花了2000多块，差不多一个月的积蓄呢！”周女士说。据昆明市统计局数据，2014年1—3季度，昆明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754元，如此估算，城镇常住居民月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2417元。
“我查询了一下，收担保费合规不合理。我房子都抵押出去了，再收担保费说不过去。并且中介机构只是审核材料，并没有实地调查。”周女士说。
“指定的中介缴纳手续费比市场上贵！”市民叶先生说，他近期买房，公积金贷款40万，为节约费用，他自己去市场上找了一家担保公司，只花了1000多块。“钱省了很多，但前后跑了六七趟公积金贷款中心，审批时间也变长了。如果在指定的地方办担保，会快很多。”叶先生说。
根据住建部、财政部和央行2014年10月下发的《关于发展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通知》规定：“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担保以所购住房抵押为主。取消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保险、公证、新房评估和强制性机构担保等收费项目，减轻贷款职工负担。”
新规已出台，执行没落地。公积金贷款收费牵涉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希望相关部门加快落实，切实减轻贷款者的负担。（本报记者 朱家顺）
矿产生产现场负责人:年检咋这么贵
顺着隆隆的机器声，记者找到了正在采矿现场查看安全生产状况的李云方。他是这家私人矿企的生产现场负责人，平时跟工友们关系很不错，大家当面都叫他“李大伙计”。
这家位于中西部山区小城的矿企规模并不大，日采铜矿石最多也不到百吨。“扣除各种成本，每年百十来万的净利还是有的。”“李大伙计”告诉记者，最近两年，对企业的各类吃拿卡要明显少了。“以前环保、工商、安监每月来好几拨人检查，也不进矿，吃完饭外头看一眼就走人。”老李说，现在管理部门对他们基本上没怎么“打扰”，不过烦心事还是有。
让李云方心烦的，是每年一次的设备大检修。“管理单位指定了检修公司，只能这一家才给我们做年度安检。”李云方说，去别的地方检修，就拿不到安全生产的合格证件，没有合格证件就别想开工。
“以前，年度安检归好几个部门综合管理。”老李回忆，那时候，要拿安全生产合格证，他这个负责人少不了要“喝倒几次”——每个部门都必须“请客到位”，不然少了任何一个部门盖章，都无法通过年检。
现在，各部门不再对矿企设备检测进行直接管理，而是由检修公司“接手”。但李云方并不因此感到轻松：“以前跑好几家管理部门，好歹还能说上话见上面，现在要见检修公司负责人，太难了。”他表示，检修公司“一家独大”，所以特别“牛气”，“关系不到位，十趟都跑不下来。”回忆起自己在检修公司的遭遇，李云方憋了一肚子气。
检修公司接手的第一年，在粗略检查了矿里的设备后，就给出“设备老旧，必须淘汰更换”的结论。“当时我就傻了眼，这设备才用多少年？不可能这么快就需要更换。”李云方掰着指头一算，真要换设备，单是进货就得花几百万，加上停工，企业损失起码得上千万。
“不想换设备，那就疏通呗！”当时为了“打通关系”，老李使出了浑身解数，好不容易才托关系找到检修公司负责人，但对方口气相当硬：“不更换设备，那就没商量。”“要谈判，先吃饭”的道理李云方最熟悉不过了，他将该负责人请到当地最好的饭店，一阵酒足饭饱后，对方终于松了口：“不换设备也行，必须来次大检修。”
就这样，以前不过几千元的年检费用，如今变成了5万多元的“大检修”费用。“有的矿企想省钱，找其他检修公司来做，结果拿不到合格证不说，还得罪人。”每年一次“大出血”，李云方觉得再心疼，这钱也得出，总比更换设备好多了。老李告诉记者，他也问过相关部门的熟人，为何只能由这家检修公司做检修，得到的答复说是因为“资质问题”。
“不就给设备做检修保养吗？需要很高的资质？”李云方想不通，这么多检修公司，为何偏偏选中这么一家“自命不凡”的？“虽然管理部门吃拿卡要不对，但也比现在强。”他甚至有些怀念从前的日子。（本报记者 张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