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多地领导干部违规兼职问题突出 腐败隐患重重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拥有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河南省摄影家协会顾问和名誉主席等多个头衔，后收受昂贵的摄影器材，摄影作品出版、办展览也被指存大量猫腻。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未经组织审批许可，任命自己为省珠宝协会的名誉会长，多次收受价值不菲的玉石。

戴着官员的帽子，拿着企业或协会的票子，尤其是其中不少人在众多企业或协会领导身份的掩饰下大搞钱权交易、利益输送……或为名、或为利，领导干部违规兼职问题突出，腐败隐患重重。

习近平总书记早有言：“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自古有所谓“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制度和举措都直指领导干部违规兼职领取高薪。领导干部企图通过兼职“名利双收”之心当休矣。

自去年10月中央组织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至今，全国各省区市共排查出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兼职近8万人次，完成清理约5.5万人次。

领导干部兼职， 趋之若鹜为哪般

领导干部兼职有多火？

根据上市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显示的数据计算，平均每3个独立董事中就有1个是官员。

“一些企业领导甚至在超过20个子公司兼职，其实很多头衔都是挂名，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在哪些企业兼职。”天津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缴卫如是说。近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提起公诉的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也曾至少担任4个协会的会长、名誉会长或执行理事长。

领导干部钟爱兼职，企业、协会等也乐意把橄榄枝抛向高级别领导干部和一些“要害”部门的领导干部。

在不久前辞去独立董事职位的官员中，前省部级官员有二十多位。今年2月11日辞职的雅戈尔公司独董李国光就曾经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8年。陕西省清理出的887名在社团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中，省级(含副省级)领导干部就有24名。

有媒体统计，在前省部级以下官员担任的独董中，大部分来自与经济相关的监管部门，如来自发改委系统的有5位，来自财政系统的有8位，来自工业和信息化系统的有4位，来自国资委系统的有3位。还有一部分是与上市公司关系最为密切的“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官员。

在一些市区县的融资平台公司，掌门人往往也都是当地主要领导，由副市长、副区长、副县长等兼任，公司关键岗位负责人也往往是当地政府部门负责人。陕西省咸阳市部分干群反映，该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企业债券并参与数个行业经营的国有企业，其领导层均由咸阳市党政机关主要领导兼任。

从这种相互青睐中不难嗅出另一层关系——利与利的交换。

数据显示，大部分独董的年薪都集中在10万至20万元之间，有的甚至高达八九十万元。中国重汽和贵人鸟等公司的多位独董曾被曝出平均年薪为18万元。天津市纪委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向记者透露，一企业董事长兼职取得的总薪酬竟达近千万元。

另据媒体报道，陕西省书协30多名主席中有不少官员的身影，这些官员一旦“挤”进“主席团名单”，其书法作品价格便水涨船高。一般省书协副主席的四尺作品5000元，而书协主席作品能上涨到两三万元。

企业、协会等不会为兼职官员白白买单，利益回馈成必然。佳木斯市原国土局长在狱中写下自述，承认其曾在市领导的指示下，为佳木斯市最大的国企违规发放国有土地使用证，让其融资骗贷数十亿元，只因该国企董事长正是当地政府的主要负责人。

山西省在清理行动中发现，部分与行政部门往来密切的社团，“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在山西称为“二政府”。而大量在职官员的参与，也使得一些社团规格高、权力大，通过“强制入会、摊派会费、强行服务、搭车收费、拉赞助、设立小金库乱收乱支”等手段谋取利益不在话下。

高校也不是净土。某经济学家这样评价：“很多教授通过高校的MBA、EMBA认识各企业的中高层，建立了关系，之后有机会就会到企业去兼职独董等，无风险领取不菲的薪酬，同时又会应一些高管的要求利用自身的关系安排一些公司高管的孩子到名牌院校上大学，中间各种利益交织。”

很明显，利益驱动，成为领导干部对兼职趋之若鹜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