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26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获刑 仅1人未涉贪腐

　　□25名获刑官员非法所得

　　今年2月到8月，短短半年间，能源大省山西7名省部级高官相继落马。对于这些官员违纪违法的具体情形，目前虽无官方正式通报，但从媒体披露的大量信息来看，山西官场“地震”背后，官商之间的不正当关系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因素。其实不仅在山西，在其他地区和部门的落马官员中，这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京华时报记者盘点过去7年落马的75名省部级以上高官数据资料，发现其中官商勾结收受贿赂所占比例相当之高。在已经判决或进入司法程序的48名落马官员中，仅有一人未涉贪腐。银行贷款、工程业务承揽、项目审批、用地规划等均为案件高发领域。

　　京华时报记者黄海蕾

　　□数据分析

　　受贿官员中官商勾结占100%

　　据京华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08年至今，全国至少已有75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其中26人已被判刑，2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另有19人尚未进入司法程序。在此之外，先后有文化部党组原书记于幼军、山东省政协原主席孙淑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副主任李元、四川省原副省长李成云、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黑龙江省政府亚布力度假区领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付晓光(副省级待遇)、江西省委原常委赵智勇、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等8人，因严重违纪被撤职免职甚至降级处理，在接受党纪处分之后未被移送司法机关。

　　京华时报记者梳理发现，在上述26名已被判刑的省部级以上官员中，除上月被判有期徒刑5年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未涉贪腐(系玩忽职守罪)，其余25人全部涉及受贿罪。

　　记者注意到，受贿来源主要有两种，首先是通过官商勾结来钱，即官员利用职务便利，为商人牟取利益后受贿。法院判决结果显示，京华时报记者统计的25名因受贿被判刑的省部级以上高官中，通过此种方式受贿的比例为100%。另一种受贿方式是卖官鬻爵，帮助他人晋职，这种情形所占比例约为一半。

　　纪检监察部门通报显示，22名已经移送司法机关但尚未判决的省部级以上官员中，因涉嫌受贿被立案侦查的比例为100%，副部级、正部级无一漏网，官拜副国级的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也是栽在钱上。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刘志军贪污6460万元居榜首

　　分析落马贪官非法所得额度，一般从几百万元至几千万元不等。在上述25名已被判刑的官员中，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非法所得数额最少，约为510万元，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数额最大，达到6460万元。不过相比于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刘志军的受贿额度仍是小巫见大巫。

　　今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涉嫌受贿犯罪一案，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经依法指定管辖，已由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检察院向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刘铁男案涉案金额目前虽无官方正式通报，但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在去年8月中旬国家发改委的内部通报中，刘铁男与其子刘德成通过非法经营所得约1.1亿元，其妻郭静华非法所得3800万元左右，并收受礼品折合人民币约41万元。加之刘铁男受贿金额，已经查明的非法所得超过1.5亿元。

　　京华时报记者统计7年来因贪腐被判刑的25名省部级以上官员，非法收入共计约为4亿元，人均受贿额约为1600万元。其中一半以上受贿官员的非法收入在案发后得以全部追缴，如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的2959万元、广东省委原常委周镇宏的6164万元巨额受贿款均全额追回。

　　分析人士指出，官员的腐败日趋隐形化，比如在“权权交易”中，只看到双方相互给予便利，但并不见金钱流转。此外，受证据制约，往往法院判决的受贿额度并非全部，多数官员实际受贿数额大于判决认定数额，且贪腐带来的危害绝不仅仅局限在受贿额度上。如天津市委原常委皮黔生非法收入755万元，但因其受贿、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高达2.2亿元。

　　官商勾结让权变钱

　　在诸多贪腐高官的法院判决书中，“以职务便利，为他人谋求利益”的表述最为常见，官商究竟如何结盟谋求利益，何种领域是高发区？京华时报记者梳理发现，涉及银行贷款、工程业务承揽方面最多，此外，在项目审批、用地规划等方面，也给官商勾结留下可钻的空子。

　　表现形式1

　　承揽工程最为常见

　　在已被判刑的25名省部级官员中，为商人承揽工程、项目、业务提供便利的达一半以上。不少是通过打招呼方式，间接为商人揽到业务，这些业务部分是政府工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多次以政府官员身份，为企业承揽工程。2001年至2009年，宋勇担任辽宁省朝阳市委书记时，接受建筑商孙庆祥的请托，通过辽宁华锦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冯恩良职务上的行为，为孙庆祥的公司承揽了46万吨乙烯改扩建工程。为此，宋勇先后6次单独或通过其妻崔云虹收受孙庆祥给予的美元20万元。

　　作为主管单位领导的官员，想为某指定企业承揽业务则更为容易。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在担任舟山市副市长兼市交通委员会主任期间，受舟山“首富”黄善年请托，为其公司与舟山市交通委员会下属企业合作成立公司，进而承揽舟山市多项交通工程。

　　刘志军在担任原铁道部部长期间，为山西商人丁书苗获得铁路货物运输计划、干预招投标，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专家点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承揽工程和业务是权钱交易最大的一个方面，之前国家已非常关注治理工程腐败，制定相关政策，虽有成效但效果不明显。之所以工程领域腐败多发，缘于工程招标程序被表面化，程序虽然看上去很完美，实际上被少数人控制。根本原因在于公权力在这个领域未得到节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现有法律要求招标公开，但为何官商屡闯红灯，是因为“围标”已成为潜规则，在这里谁都不怕，关键在法律法规的落实和监督，加大处罚力度。

　　表现形式2

　　贿赂多涉房地贷款

　　2008年至2014年，正是全国房地产市场火爆的时期，官员因“房”落马并不稀罕。多名官员涉及房地产用地、房地产容积率审批等问题。今年刚被判刑的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王素毅在任巴彦淖尔市长时，曾为华海尚都房地产项目提高容积率提供帮助，开发商杨某某先后两次给王素毅送上19万美元；另外，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也被查涉容积率问题。

　　涉及土地规划方面，官员可通过违规改规划为企业拿到用地指标，甚至低价拿地。1998年至2006年，宁夏自治区原副主席李堂堂曾以职务便利，帮助陕西宝鸡专用汽车公司获得扩建用地，还曾为其他企业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

　　在京华时报记者的统计梳理中，通过官员获取银行贷款的问题达到三成以上，企业贷款融资遇到问题，给市长、书记送礼即可缓解困境，甚至有官员使用政府资源为企业作担保进行贷款。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刘卓志，曾试图以锡盟财政预算内的资金为某公司贷款中的3000万元部分作担保。后因银行认为不妥未能执行，但刘还是从中拿到20万元。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多次为企业贷款提供帮助，受贿金额达到1196万余元。其中，香港商人李涛在湖南承接一个高速公路项目时，通过王益获得银行贷款，并向王益行贿538万元。

　　专家点评：汪玉凯认为，贷款腐败高发主要是因为在很多城市，银行贷款已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银行更愿意把钱贷给实力强大的国有企业，很多有潜力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得不到融资，因此被迫借助权力获取，而权力在政府官员手里，这样就使官商得以勾结。

　　表现形式3

　　官员站台税费优惠

　　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往往会给予落户企业政策优惠和税费减免。当然，有时不必给如此大的实惠，只需通过官员视察以及带头开会协调工作解决问题即可，这种方式不但让政府职能部门买账，在招揽业务、银行贷款方面企业也可获优先权。

　　在优惠政策方面，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曾受德州市驻北京办事处原主任、德州大酒店原董事长白寒冰请托，为驻京办下属企业建设项目土地出让金的减免以及综合改造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减免等事项提供帮助。

　　2000年至2008年，浙江省人大原副主任张家盟利用担任浙江省舟山市市长职务上的便利，接受多人请托，在退还市政建设配套费、分割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以及企业免缴税费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宁夏自治区原副主席李堂堂曾在咸阳国际贸易中心项目上，帮助陕西新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调征地、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先后收受陕西知名民营企业家邢雅江92万余元。

　　专家点评：汪玉凯认为，政府进行招商引资时应处理好几个问题，首先应该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建立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和社会市场秩序，同时还要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所以，有政府会给予免税、退费的优惠政策，但前提是保证市场的公正性。

　　有些官员热衷给企业站台，如果不涉及权钱交易和权力寻租可以理解，但这种界限非常模糊，很多官员打着发展地方经济、为企业创造良好环境的旗号，暗里收取贿赂给企业招揽业务、提供优惠，形成一定的利益链，这样就破坏公平竞争规则，实则变为权钱交易的另一种方式。

　　表现形式4

　　国有资产贱卖分肥

　　政府控制大量的土地、矿产等国有资产，进行资源分配时原本应依靠市场来进行，但不少地方出现“市长大于市场”的问题，导致资源靠政府配置，从而引发腐败。

　　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刘卓志就是一例典型，他曾接受一家工贸公司董事长的请托，为该公司建设巴新铁路及配置煤炭资源提供帮助，收受对方贿赂133万余元。另外，他还接受一家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孙某的请托，为该公司降低探矿权价款提供帮助。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也曾帮助企业低价拿地，这种官商勾结形式会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说到国有资产流失，不得不提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他利用职权便利帮助丁书苗获取铁路货物运输计划，使得丁获取巨额利润，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除了低价出售国有资产，“高价买入”是国有资产流失的另一种形式。1996年至1998年2月，天津市原市委常委皮黔生在担任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期间，滥用职权擅自决定由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出资购买无实际资产的天津星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造成国有资产人民币2.2亿元的损失。

　　专家点评：竹立家提到，目前涉及土地出让、矿产资源配置的约束太少，在很多地方都是“一把手”说了算，公共权利运营不规范。矿产私下收售严重，商人出钱行贿，官员低价卖矿、卖地。首先这些资源应走严格的招拍挂程序，通过市场的作用完成分配，同时加大公开力度，接受公众监督。尤其是人大机关，更应该起到监督审查作用。能源大省山西窝案发生，其人大就未能发挥有效作用。

　　表现形式5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除了帮助协调工程或者项目的推动，商人遇到棘手之事会求助他经常贿赂的官员。凭借人脉关系为商人“铲事儿”，也是官员受贿方式之一。

　　吉林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曾给一位企业老总办过一件令人忍俊不禁的事。2005年11月至2006年12月，吉林省长春皓月清真肉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人员因申报财政资金项目未被批准，向国家财政部有关人员发送“恐吓短信”被追查。田学仁接受该公司董事长丛连彪的请托，帮忙处理后续事宜。田先后从中获得36万余元。

　　记者梳理被判刑官员中，“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官员还真不少。

　　2001年5月，深圳东部开发集团公司投资5000万元兴建的咸阳礼泉通达果蔬汁厂开始运营后，多次污染泔河水库。为逃避行政处罚，企业负责人向宁夏自治区原副主席李堂堂行贿100余万元。

　　另有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刘卓志帮企业暂缓关闭煤矿、中国移动原党组书记张春江替人讨要拖欠款、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助人解决诉讼纠纷等问题，从涉及领域来看非常广泛。

　　专家点评：竹立家表示，对于商人或者官员拿钱“活动运作”的问题，这个也比较常见，比如工作调动、去司法机关捞人、讨债等等，这是整个社会重权重人不重法的表现，有些小官动辄几百万捞人，经过运作，执法机关就给予提前释放的便利。还有企业为逃避处罚行贿官员，这些都是打破法律的操作。

　　金钱如何进入官员口袋？

　　在种种官商勾结的情形中，官员为商人“服务”的途径多样，那么商人又以何种“安全”的形式投桃报李呢？若能成为官员“金主”，相互间信任度自然大增。此外，通过亲属、情人进行利益输送也相对安全。随着艺术品价值的持续走高，走“雅贿”路线受到部分官商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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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金主”当提款机

　　成为官员“金主”，意味着商人已与官员建立密不可分的关系，“金主”提要求官员满足，官员遇事对方也要顶上。典型案例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与丁书苗的关系。

　　据报道，刘志军落马后曾直言，他帮助丁书苗把企业做大做强，是为自己的仕途打造经济基础，以备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丁书苗能为他奔走，并用金钱铺路。2008年，刘志军曾让丁书苗“捞”原铁道部落马官员何洪达，丁为此先后花费约4400万元，不过被骗。据了解，何洪达原是铁道部党组成员，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刘志军担心何交待出关联到他的问题，于是找到丁书苗运作，希望让何洪达不被移送司法机关或受到较轻处理。

　　有时候，“金主”们还需要料理官员的家务事。薄熙来的亲笔供词及自书材料中曾提到，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明为他家、他的妻子薄谷开来，尤其为儿子薄瓜瓜在国外留学提供大量资助，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交易，即薄熙来帮徐明发展，徐则帮薄带孩子。薄熙来知道并认可其妻薄谷开来、其子薄瓜瓜收受徐明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1933万余元。

　　除了上述二人，其他一些贪腐官员也有自己相对固定的“金主”，如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与舟山“首富”黄善年，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与德州百货大楼集团老总杨维星。2002年底到2011年3月，黄胜接受杨维星请托，为德百公司的百货大楼、天衢购物中心、澳德乐时代广场等建设项目的相关费用减免以及杨维星之弟职务晋升等事项提供了帮助。黄受贿的1200万元中，一半来自杨维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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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成官员收钱通过亲属情人

　　在获刑的25名落马官员中，直接从商人手中收取贿赂的占六成，相关人士分析，部分官员因怕亲属受牵连，铤而走险自己出马，还有可能是亲属受贿隐藏太深难追责，所以不为人知。有官员提前与妻子离婚，方便妻子收受贿赂，同时也防止妻子公司在经营中产生问题牵连到自己。

　　不过，官员因亲属落马的也不鲜见。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朱志刚落马的直接证据之一，是其家属以低价获得北京西直门一套复式住宅，按开盘折算差价约70万元，市场差价则高达数百万元。天津市委原常委皮黔生被抓前，其女儿已被抓两个月。

　　京华时报记者注意到，四成间接收受贿赂的官员中，妻子出现频率最高。刚刚被判刑的王素毅妻子被称之为“贤内助”，被指控收取的45笔贿赂中，13笔通过妻子王志宏完成。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的妻子也是个“好管家”，一直打理丈夫多年受贿款项，为规避组织审查，夫妻俩还将其中约600余万交给3个人分别保管。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曾通过其弟弟王磊受贿，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也通过其妻子、弟弟受贿，广东省政协原副主席陈绍基曾要求香港某商人为其情人李泳购买总价136万元的越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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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书藏玉走“雅贿”路线

　　今年年初，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问题被查实。根据中央纪委公布的调查结果，倪发科“玩玉丧志”，疯狂收受的大量玉石占其受贿总额的近八成。从收受金钱、房产到借玉石、古董、字画等“雅好”行贪腐之实，倪发科案再次引发了人们对“雅贿”这一腐败方式的关注。

　　其实，像倪发科这样以贵重艺术品、文物藏品为受贿来源的腐败行为近年来并不少见。2003年，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因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其收受的贿赂物包括字画、玉器等。2001年，原安徽省阜阳市市长肖作新夫妇经济犯罪大案终审宣判，其收受的贿赂物包括金佛、青铜鼎、象牙扇等。

　　此次盘点的落马省部级高官中，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的受贿方式也比较“文雅”——“我出书你来买”。其3起贿赂均是通过索要书籍实现的。张敬礼曾先后为3家单位在投资筹建疫苗厂、承揽处方药代理业务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后向3家单位索要1400套名为《寿世补元》的书籍，价值共计79万余元。而这本书的作者正是张敬礼本人。据了解，张的这本书为非法出版物，他从中获利1600余万元。

　　落马官员75人

　　2008年6人

　　5人获刑王益、陈少勇、黄松有、朱志刚、皮黔生

　　1人未移送司法机关于幼军:曾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2009年10人

　　9人获刑郑少东、米凤君、王华元、陈绍基、许宗衡、李堂堂、宋勇、黄瑶、张春江

　　1人未移送司法机关孙淑义:曾任山东省政协主席

　　2010年5人

　　5人获刑康日新、张家盟、张敬礼、宋晨光、刘卓志

　　2011年5人

　　3人获刑刘志军、黄胜、田学仁

　　2人未移送司法机关李元:曾任国土部副部长李成云:曾任四川省副省长

　　2012年3人

　　2人获刑周镇宏、13薄人熙被来移送司法机关

　　1人被移送司法机关李春城:四川省委原副书记

　　2013年19人

　　2人获刑王素毅、童名谦（未涉贿）

　　13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4人未进入司法程序

　　2014年27人

　　8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19人尚未进入司法程序

　　京华时报制图何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