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阅读笔记

《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以下简称《王国》）作者约瑟夫·洛克（1884-1962），美籍奥地利人，著名植物学家、社会学家。1922年5月，以美国国家农业部特派专员的身份来到中国，并在云南丽江设立总部，采集动植物标本和珍稀植物种籽。此后，在中国生活的27年时光里，洛克主要居住在丽江，并转向纳西东巴文化研究。1962年12月5日，洛克在檀香山独居的家中病逝，享年78岁。

据《约瑟夫·洛克生平年表》载，他曾两次进入迪庆州境内考察探险。第一次：1923年10月起，用3个多月的时间环绕迪庆一周。第二次：1931年3月，探访东巴教圣地白地及哈巴雪山，历时10天。1936年2月3日，洛克租飞机航拍了虎跳峡全景照片。

作为植物学家，他在这一区域内累计收集到6万份植物标本，于1934年交美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见《国家地理》W德·C·拉温耐尔签收凭据）他寄回美国的具有明显免疫力的栗树种，以及云杉、冷杉、铁杉、松树和桧树的种籽，经培育后茁壮成长，大大丰富了美国国家植物园。报春花、飞燕草、龙胆等开花植物，很快在旧金山、圣佛兰西斯哥等地的公园里繁殖开来。另外，他还制作了1600多种鸟类和哺乳动物标本。洛克收集生物品种之多、数量之巨，显示了他超人的智慧和非凡的工作能力。

作为社会学家，洛克以丰博的学识，外来者的敏锐目光，凭借实地考察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熟练操作的相机，把这一区域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神奇的人文风情介绍到国外，让世人知晓存在于“地平线”之外的香格里拉，知晓了中国西南众多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洛克的名声随之传遍世界。

洛克编著的《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揭示了纳西象形文字的起源时间，探讨了东巴经书、象形字和哥巴文的相互关系，揭示了东巴经宗教内涵中的珍贵价值，披露了纳西祖先们的基本生活，在纳西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洛克被誉为“西方东巴文化研究之父”也是当之无愧的。

1944年底，约瑟夫·洛克到坎布里奇（旧译剑桥），得到哈佛-燕京研究所所长斯格·伊里西佛的支持和帮助，决定为他出版《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两卷巨著。

《王国》从资料汇集到编撰成书，花了近12年时间。何谓“古纳西王国？”它指的是“云南西北部、西康、西藏和四川西南部的纳西人（汉人称之为麽些）所居住地区。”（见《王国》前言）作者在这本书中全面论述了滇川地区纳西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地理和生态环境。书中不仅旁征博引许多中国历史资料、外文资料和地方民间口碑传说，还有实地调查获得的大量历史材料，写出数万字按章节排列的文字，还配有作者拍摄的255副黑白照片，更使这本书图文并茂，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感染力和实证性。《王国》中所记录的有关这一地区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各方面的纪实性文章，为后来人们对这里世居民族的深入研究，特别是一些已消失的文化现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典史料。而配发的那些摄影图片，更是颤响着历史足音的孤本，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王国》中文译本的出版经过

1962年7月，丽江地区创作组的金卓桐、木丽春二人到迪庆州深入生活（当时迪庆州由丽江专区代管）。在德钦县城逗留期间，听说该县公安局从茨中教堂收缴到两部洋书，赶去询问。果然见到两本有土基大小的英文书籍，便以丽江专区名义将两书征集到丽江。当时文教科孙致和科长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精通英文，看到两部书原来是约瑟夫·洛克撰写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和《纳西-英语百科辞书》原版，十分惊喜，立即把书送呈时任丽江县委书记徐振康处理。徐书记是云大外语系毕业生，他认真阅读了两部洛克原著后，认为极有收藏价值，嘱丽江县文化馆妥善保管，恰逢云南省博物馆来人收集文物，收走了这两部书。后来，在纳西族学者周汝诚老先生的推荐下，当时的云南省委副书记孙雨亭、副省长张冲对该书给予高度关注，1965年同意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候云岳所长的建议，邀请到刘宗岳先生（曾任民国时期云南省主席龙云的英文秘书）翻译此书，并由刘明珠女士协助刘老先生工作。刘老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译出初稿。1976年，历史研究所指派本所民族组刘达成对译稿进行初步审校和文字润色，然后油印成书，全书分上、中、下三卷。时值“文革”，故封面印有“供批判用”4字。

1998年初，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从北京托云南省工商联副主席鲁新建，把当年《王国》译稿转送到云南美术出版社。美术社总编辑彭晓、社长周文林，以出版家和文化人的独特眼光看这部书的重要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立即作出购买版权、尽快出版的决策。其间，纳西族学者、知名人士宣科、郭大烈出力甚大。后经纳西族学者杨福泉和刘达成研究员数月努力，完成这部巨著的最后审校工作。1999年5月，《王国》正式出版。2013年1月，《王国》重印，并列入“西方学者云南探险译丛”。

试论《王国》中有关迪庆内容的是非得失

在《王国》中，有关迪庆的内容分别写在3、4章中。为便于叙述，将章、节以下条目抄录如下：

阿昌果峡谷（虎跳峡）

通过哈巴区

从哈巴到白地

从打鼓回丽江

围绕丽江及穿越阿昌果峡谷的飞行

怒江和澜沧江、澜沧江和金沙江的分水岭

从巨甸到其宗

维西史志

土著官员

地区的边界

从巨甸到维西

从维西到叶枝平坝

叶枝土司家谱

从叶枝平坝到德钦（阿墩子）

德钦镇（阿墩子）

卡瓦格博山（白雪山）

从德钦向北到澜沧江

白芒山或白马拉

东竹林喇嘛寺

奔子栏

越过高里关或更里拉

竹巴龙

过彭格拉关

剌普和其宗

从以上条目不难看出，洛克的文章以丽江为中心先写近后写远，而并非以时间先后为序。为此，本文亦按作者行文顺序，选取部分有关迪庆内容，谈谈读后感想。窥管之见，难免浅陋，求方家正。

先谈虎跳峡。如前所述，洛克曾于1923、1931年两次考察迪庆并到过虎跳峡。而在《王国》中，洛克将两次进峡的所见所闻和感受揉合在一起记述，故而读者一时难以弄清他游览虎跳峡的准确时间，更产生误导的是他将进峡的时间写为“1932”年，以至引起人们争论。

我们从年表可知：“洛克1931年3月，访白地及哈巴雪山。12月回到泸沽湖。”在永宁一带一住3个多月，“次年2月从永宁到丽江，之后到昆明、上海、北京、香港等地搜集有关地理的志书和史料。12月回到昆明。”可见1932年忙于在中国内地各大城市周游的洛克博士，无暇顾及虎跳峡、白地和哈巴雪山。参照洛克于1926年在《国家地理》发表的长文《穿越亚洲大河流域的大峡谷》（以下简称《穿越》）的有关内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923年10月至12月（或延至次年元月初），洛克探访迪庆，虎跳峡是终点站。“尽管整个峡谷的长度大约只有100里，但我们花了5天时间，两天在帐篷里，三天走路爬山。”因“打鼓方面与哈巴没有交通”（1923年4月渡口停止摆渡）。“我们被迫返回余乐，在那里我们发现了另一艘船。”这便是洛克第一次虎跳峡之行的时间及渡江地点，在《王国》中并未写明，而在《穿越》中却写得明明白白。

1931年3月，洛克游中甸白地，仍从虎跳峡经过。返回时，“由于山隘都还为白雪所覆盖，我不想再通过金沙江峡谷回到丽江，因而决定通过哈巴离开白地，去打鼓坐羊皮革囊过金沙江。”这便是洛克第二次虎跳峡之行的时间及渡口地点，在《王国》中记载详细。

长江上游金沙江从青藏高原自北向南流入云南，在丽江石鼓被海罗山阻挡，又来个“V”字形急转弯，一头扎向东北。平静的江水在流入哈巴雪山与玉龙雪山相对峙的大峡谷后，一改温柔之态，狂暴的向下游冲击而去。由于大山的挤压，江流回奔倒涌，吼声如雷，气势壮观。在峡谷不到三十公里流程内，江水跌落213米。江面最窄处仅30余米，传说猛虎凭借江中巨石一跃过江，峡谷因此得名。多少年来，虎跳峡以神、奇、险、峻的特色吸引来不少游人。洛克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走进虎跳峡的，当然还有上司交给他的任务。

洛克进入虎跳峡看到的是：“峡谷本身的景致真是无与伦比，山顶上的岩石覆盖着白雪，似皇冠上的钻石闪闪发光，17000英尺（5182米）的山峰高高的耸入藏区蔚蓝的天空，而在约10000英尺（3048米）以下的山脚，亚洲最大的河流在奔腾。峡谷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窄，平静的江水渐渐变为汹涌澎湃咆哮怒吼的洪流，飞溅的浪花冲击着狭窄的峡谷。目睹这条江水凶猛的气势，不仅使人毛骨悚然。”

自古以来，行人靠香格里拉县一侧在陡峭绝壁上开凿的一条驿道进出峡谷。在这条古驿道上行走，不但人为之惊心，骡马也为之胆寒。洛克一行到达虎跳峡的中部后，3尺宽的险道马帮无法通过，只好卸下设备和行李，整整雇了30个挑夫，才算把东西运到了虎跳峡的尾部。

《王国》中详细记述了峡谷内分散的村落和居民生产生活情况。例如：“下到金沙江边海拔约7800英尺（2377米）处，有一个村庄叫核桃园。”14户从四川迁来的汉族人家，他们与世隔绝地在这里定居了60年，房屋用石头盖成。村名核桃园，“我们连一棵核桃树都没看到”。在1926年8月发表的《穿越》中，洛克说：在这个贫困的山村里，赤条条、一丝不挂的儿童们无忧无虑地在江边嬉戏，给清贫的山区带来一点乐趣和希望。洛克推测：他们的祖先是为了躲避官府和强人的追杀才隐居于此，在险峻的山谷里虽然贫困不堪，却没有人为的战乱，所以不用提心吊胆的生活。

在《王国》里这些情节显然已被淡化了，仅只说“小孩像刚生下地时一样，一丝不挂地跑来跑去。”

洛克认为，在这样的地方生活有着别样的情趣：“道路虽然艰险，但这儿优美的风景难以用语言表述。”可惜“照相机的镜头无法把江水和峡谷最高处的悬崖摄进同一个画面。”于是才有了1936年“围绕丽江雪山及穿越阿昌果峡谷的飞行。”

1931年，洛克到香格里拉白地一带游览了10天。洛克在《王国》中对香格里拉白地的记述，出生于白地东巴世家的纳西族学者杨正文先生曾写过一篇评论。（见2002年迪庆日报：《洛克的东巴圣地之行》）笔者囿于对纳西文化及白地神川的认识浅尝辄止，不敢冒昧评说，特借录杨先生原文内容，代己之见：

洛克来到哈巴雪山脚下，“这里有茂盛的铁杉和高大的白松森林，从巨大的石灰岩堆下涌出一股泉水，山脚完全是石灰岩砾石所组成。这是哈巴纳西人祭蛇神（纳西语称‘吕姆’）的地方，他们在每年阴历二月初八举行一年一次的集会，人们都来祭拜‘吕姆’神，他们的男巫师举行‘署古’仪式来祭大蛇精灵和迦卢荼神鸟。”从这段描述来推测，这个地方应是“龙王箐”，旁边村子也叫“龙王边”，而哈巴村就在它下面。因此洛克所说尚未翻过山梁的有30户人家的“哈巴村”应为“恩努村”，显然是洛克弄错了。但他所说的祭署（龙王）仪式是对的。

从哈巴出发，当他翻过一道高高的山梁，来到齐古村（洛克作“欺古”）上方时面对豁然开朗的白地峡谷景色，他一改客观、平和的记述风格，用极动听的美好词语描写道：“进入一个可爱的山谷，斜坡上长满松树和栎树、其下有开满粉红、大红、白色的杜鹃。置身其中，真像在仙境中散步——鸟儿在歌唱，天气凉爽可人。”

洛克对宛如彩带的金沙江，雄伟壮丽的群山的描写，更是情不自禁用诗的语言，对自然奇观的白水台，他一步一步地勘踏，一块一块地观察，一滴不漏地品尝，一迭连声地赞叹。最后，他深感不能用言语表达全部景色，只好用如下的几句溢美之词加以概括：“除了没有喷泉和温泉，就像一个小型的黄石公园。”

此外，洛克对白地其它景物也作了准确客观的描述，并对他此前曾来考察过的人（指汉德尔·玛齐蒂和J·巴克）的错误论述作了纠正，他对居住在白地一带的纳西人也作了较为细致的观察，评价很高。考察和记录圣地东巴文化，也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自然而然浓浓的记上了一笔。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应该肯定的是洛克写于七、八十年前的这些话，内容完全属实，至今大部分仍能看到。只是谷都（古杜）村的“蔓波歹”（祭天场）已无“美丽的栎树”，仅只剩一棵“少年栎树”了。

洛克留给我们的资料中，还有11幅白地的历史照片。其中有价值的是东巴圣祖灵洞世罗内可，真实重现了当年灵洞外貌和东巴举行法事的情景。

洛克对维西的考察也很仔细。从土著官员、地区边界、沿途所见大都与实际吻合。这大概得益于《云南备征志》、《维西见闻录》和其它地方史料的参照。由于中国植物学家俞德俊的惠助，洛克得到一本叶枝王氏土司的家谱，并把它收入《王国》中。洛克写到：“当我1923年10月率领华盛顿国家地理学会的勘察队到西藏西南勘察时，土司与秘书还活着。”土司指王国相，为王氏第八代土司，洛克还为他拍照）。秘书即家谱撰写人李玉濂，曾在王家任家庭教师兼秘书。

《王国》209页有如下记载：“寿国寺和阿墩子的德钦寺以及奔子栏的东竹林寺，都属于黄教，”显然是把藏传佛教四大教派混淆了。德钦寺、东竹林寺系格鲁派，寿国寺则属噶玛噶举派。寿国寺藏语扎什达格林，始建于清雍正十二年（1724）。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多次拨款维修，2006年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洛克参观寿国寺时，还为该寺三位喇嘛拍了照片。

离开叶枝后，洛克的马队沿澜沧江东岸一路上行，走向德钦。途经甸古（迪古）、岩瓦、普罗子（布鲁楚）、子里（梓里）、那干多（南各统）、巴滴（巴迪）、罗都（倮打）、节义坡（结义坡），进入德钦地界。“江的西岸，在陡坡上是巴东村，这是澜沧江西岸德钦（阿墩子）的第一个村庄，而大石头是东岸的第一个村庄。”这些村庄读音与今有些差异。洛克认为：“一些偏远的地方由于人口稀少，当地人又是文盲，加之大多数喇嘛也忽视准确地拼写藏语名称，造成书中部分藏语姓名和地名难以准确拼写。”（见《王国》前言）这种现象，在继后各章节中也很普遍，但与新出版的地理图志对照，并不妨碍读懂原文。

阿墩子（1935年改称德钦）是洛克探游三江逗留时间最长、收获最多的地方，也是他文字记录最多、拍摄图片最多的一站。那些优美的文字，精美的图片，为我们定格了一幅幅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往昔德钦的画面。他在文章中讲述了茨中天主教堂，称它是“最堂皇的建筑，可称得上是一个大教堂。”阿墩子（洛克称德钦镇）在他的印象中，“城中有300-400户人家，一户户家庭住房的墙壁相互紧挨着，完全占据了整个山谷。”在“卡瓦格博山（白雪山）”一节中，我们看到了这位洋博士跟随藏民们在卡瓦格博神山下绕匝礼拜的转经场面。洛克让地球上不同地域、不同肤色的人们知晓了在中国西南崇山峻岭中深藏着一座“世界上最美的山。”从此探访者络绎不绝，趋之若鹜。果真如前人预言，梅里雪山不仅是一座神山，也是一座金山，它为这里的居民带来了滚滚财源。今昔对比，人们怎能忘记把这座壮丽雪山推介到全球的洋人朋友。

也许是忙中出错，还是事隔多年记忆模糊，《王国》221页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探讨：“藏人尊奉的卡瓦格博山脉是伟大的本尊神德姆措格的居处，梵文称为萨姆瓦拉，是快乐之神，也称巴何洛邓巴。这个快乐之神是红教宁玛派分支噶举巴教派的守护神。”洛克说的“巴何洛邓巴”今译“巴何洛登巴”，无疑是正确的，如今不少出自专家学者之手的文章中却被改写为“巴何洛登地。”稍懂藏语的人都晓得“登巴”为智者之意，可引申为神，而登地则毫无意思可言。读洛克，这些人应该感到汗颜。不过，“噶举巴教派是红教宁玛派分支”之说，则是不对的。噶举巴即噶举派，与宁玛巴一样并列于藏传佛教四大教派，怎么能说是宁玛派的“分支”呢？

白马雪山，位于德钦县境东南，洛克曾经此山到达金沙江西岸。他认为：“藏语所说的白马剌与汉文的白马（白的马）毫无关系，都是一种藏语的发音方法，该为巴马（莲花），而白马剌的意思是莲花关”。洛克不仅肯定了“白马”是藏语发音，意思是莲花，还提示“白马”不是“白（色）的马”。这也是世居德钦藏族人民的共识。至于后来白马雪山被称为“白茫雪山”或“白芒山”，纯属汉语称名，大概取其“冬季被雪覆盖白茫一片”或“雪山群峰如锋芒直指苍穹”之意吧。正因为避免这些地名的混乱，1985年国务院批准这一地域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时，仍沿用“白马雪山”藏名。

洛克仅凭一台罗盘测量高度，难免出错。如缅楚姆（洛克称米兹摩）峰的海拔高度被测为21000（6400米），并称其为“举世无双的名山主峰”有误。其实，缅楚姆高度6054米，与它并肩而立的卡瓦格博，海拔6740米，才是真正的名山主峰。再举一例：德钦县城海拔3400米，洛克却测定为3505米，也是不准确的。

洛克介绍溜筒江村的地理位置，说“它在澜沧江东岸，对面澜沧江西岸是西藏麻巴定村。”（222页）这又错了。溜筒江村在江西，麻巴定村在江东，两村隔岸相望，均为云南德钦属地，旧时这里是滇藏茶马古道咽喉，以竹篾溜索渡江，人畜靠一形如筒瓦的木壳（即溜筒）系于索上飞越江面，惊险异常，故有“溜筒锁钥”之称。麻巴定今译“马八丁，”清时滇军在此设卡防守，故有此地名，意为军队驻地。马巴丁如今是德钦阿东河电站职工生活区，洛克却把它弄到澜沧江西岸并划归到西藏去了。

《王国》中出现的类似错误，在所难免。洛克在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道出了他的苦衷：“如果有失误之处，我祈求读者的宽容。”因为“这本书是在艰难的环境中产生的。”

应该肯定的是洛克为我们留下的德钦一带的人文、地理、宗教和民俗风习等纪实性文字，大多数仍称得上经典史料，不可复制。他当年拍摄的照片，更显示了无可替代的参考价值。有人曾把他的“阿墩子城”、“羊咱溜索”、“阿东武士”、“其子水人”等照片拿到现场对照，却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影子。德钦和全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一样，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早已改变了那里交通闭塞、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落后的旧貌。然而，以自然风光为题材的照片，梅里雪山的变化并不明显，只是森林长得更加郁郁葱葱。俗话说“山河易改”，神山却以它在子民心中无法取代的地位不能改变。卡瓦格博与那些荒山秃岭，泥石盖地的现代灾害无缘。由此看来，藏民族敬畏神山也就是敬畏自然，不仅仅是宗教信仰，也符合科学理念，即天人合和为一的精华之气—香格里拉精神。如果离开了洛克们的文字图像参照，这个观点一时半时还难以说服人。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学术争鸣如潮，某些西方学者往往带着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看待中国藏区的人和事。洛克却能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正确表现藏民族及他们生活环境的真实性，实属不易。

洛克离开阿墩子城，翻越白马雪山，从“东竹林寺活佛的住所”即水边寺，“到了河边横岭上要塞般的藏人村寨设义村”，越过高里关或“更里拉”（格里雪山垭口），进入竹巴龙河谷，即今霞若、拖顶一带。然后他从塔城到达“其宗的金沙江河谷，从阿墩子走了近9天的行程，距离约450里。”洛克此后几天沿金沙江行走，完成第一次迪庆之行。在这段万余言的长文里，多处叙述细微生动。在措卡塘（粗卡通），他发现“这里人们的住房很离奇，家畜住在楼上，而人却住在楼下。”但对这一带的历史，也有纰漏。他说:“古时奔子栏属于维西，今天属于德钦县（阿墩子）”。回顾维西行政区划沿革，清初维西厅未设乡、里、保、甲，基层政权皆由土目头人掌管，全境划5大股，奔子栏（含羊拉、霞若、拖顶）为其中一股。清末改设乡、镇，奔子栏称乡，但有名无实。民国维西设8个区，奔子栏为第五区，后改称奔子栏乡（乡公所驻设义村）。新中国成立后，设奔子栏区政府，称六区，区公所驻奔子栏，为特别行政区。1959年9月，奔子栏始划归德钦县，今称奔子栏镇。《王国》成书于1945年，此时或上溯至1923年洛克行走此地时间，奔子栏是不属于德钦县（阿墩子）的。

面对《王国》这样一部宏篇巨著，仅凭我的阅历和知识修养，难以读懂读透，拙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就已十分满足了。至于《王国》中一些小小的失误，白璧微瑕，并不影响它珍贵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研究洛克的美国学者S·B·萨顿曾经说过：“洛克以探险得了一点名气……异国情景和他在中国西部荒野毛骨悚然的探险生活，使得坐在沙发上阅读洛克的人感到可叹而不可及，一种崇敬洛克的心也就这样开始了。”时光已过去近一个世纪，洛克已离世多年，他的作品却备受人们推崇，这也就是洛克至今仍未淡出人们记忆的原因吧。（杨增适/文 张国华/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