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中国人拥有从未有过的自豪与希望,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复杂性。为什么一个真诚渴望同各国共同发展的国家会常被质疑?为什么国家强大了还要不时受到某些大国及其个别追随者的冒犯? 与此同时,世界也在思考。至少在一部分人心中,中国是否会重走大国争霸的老路? 大国力量对比的调整,国际格局的转换,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不确定性。迅速崛起的中国步履坚实地走向国际舞台中心,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在增加。审视、揣测中国发展道路不足为奇,有可以理解之处。 但是,过于强调中国因素,将打破大国对抗冲突陈旧逻辑的责任一股脑压到中国身上,有失公允。 这种论调隐含着两大误区。 首先,没有将中国崛起引发的效应放到时代大背景下进行思考。历史上,国际格局的转换很少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大国崛起引发的对抗冲突比比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零和思维”主导着当时的国际关系体系。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深入发展,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时代主流。缺少对时代主流的充分认识,就不可避免地要回归“零和思维”,成为大国对抗冲突陈旧逻辑的卫道士。 其次,没有将中国崛起放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忽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历史传统,一味以本国不光彩的侵略扩张史为参照揣度中国,就不可能相信中华文化是一种真诚的和平文化,不可能把握中华民族追求和睦的精神特质。中国的和平追求镌刻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上,体现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和平发展中。 将打破大国对抗冲突陈旧逻辑的责任一股脑压到中国身上,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论调极力将迅速崛起的中国推向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面,进而引导一些人去拼凑阻拦、遏制中国发展的联盟,自以为是地低估中国抗压能力。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既没有道义的负累,也不是现实的错误。中国不会因此狂妄自大,也不会在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时畏首畏尾。 迅速崛起的中国,已经并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信心的同时,中国也需要提醒一些人:打破陈旧历史逻辑不只是中国的责任。 国际格局的调整,适应时代潮流的国际秩序的形成,从来都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特别是大国互动的结果。 10位专家:中国崛起须严防战略失误 中国不能靠武力解决争议 曲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高速发展的中国应避免战略失误,要坚持和平发展,不能用武力解决问题。原因在于:第一,美国的存在是中国无法回避的现实,中美在综合实力上的差距依然巨大。第二,武力不仅无法解决问题,甚至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第三,只要中国能够继续保持全面快速的发展,许多问题将迎刃而解。第四,一旦战争爆发,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伤害,进而截断中国高速发展的势头。当然,不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任人宰割,也不意味着我们完全不使用多种手段解决现实问题。总之,和平的大旗我们要永远扛下去,但在具体策略上,可以灵活对待。 黄仁伟(上海社科院副院长):未来10年到20年,中国也许会进入战略危险期。但我们仍要将战略机遇期放在首位,战略危险期放在其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渡过战略危险期。和平不仅意味着大国之间不发生世界大战,还包括中国不能同整个西方世界对抗,不同大部分国家对抗,在国际舆论中不能是好战的形象。 宫力(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对外部干预和挑战,中国越发展,反制措施就越多,对和平的维护也就越有利。现在关键是要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战略判断。虽然近30年中国发展迅速,但目前还没有把快速增长的综合实力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解决国际问题的能力。 中国发展的真正关键时期到了 孙建杭(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亚太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特别是经济地位加重了,经济重心正在往亚洲转移。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既有针对中国的成分,也是为了同中国合作。一方面,美国重返亚洲,激发了中国周边一系列问题。中国需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但也要根据周边形势,灵活应对,坚决维护核心利益,否则会对战略机遇期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美国与中国的合作也并不完全出于虚情假意,因为通过与中国合作可以获得利益。因此,中国要学会利用美国的这一需求,转变思维方式,在高举和平大旗的同时,采取多种手段与美国周旋,斗而不破,以维护本国的利益,避免一味地回避分歧或者教条式的口号。 王帆(外交学院院长助理):从亚洲地区权力与政治的现状来看,冷战思维是不可能消除的,中国应减少冷战思维的负面影响,管控危机、预防危机。在维持亚洲现状的情况下与美国达成共识。一方面加强多边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充分利用东亚共生的现象,解决好东亚均衡发展问题。 高祖贵(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多个三角关系相互重叠和交织,影响着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走向。一是中美欧三角关系;二是中美俄三角关系;三是中美印三角关系;四是中美日三角关系;五是中美和东盟三角关系。 在这五个三角关系中,存在两条主线:一是中美关系。中美两国未来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关系走向将直接决定着上述五对三角关系的走向。二是日本、印度和东盟的战略调整。这些国家和国家组织的分化组合将使得原有格局变得异常复杂。面对这些变化,中国应发挥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把地缘经济能力和地缘政治框架的构建联合起来,应对美国亚太网络的建设。同时,除了美国,还要发展与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多个大国的关系,重新调整以往处理大国关系的策略。 张燕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未来几年,按照现有的发展速度,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会超过美国。在这个进程中,中美会出现竞争,美国会千方百计地阻止中国。因此,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若要应对这一不利前景,必须改变前30年的发展模式,建立一个基于规则和法制的发展模式,由外向型经济转变为人才、市场、产业、资本等的国际化,在体制、战略和结构上与国际制度接轨,其中体制转变是核心。 如何应对“再全球化” 张宇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在面对世界经济格局新变化时,中美两国都有些不知所措。美国由于人口机构、经济结构、技术结构等变化,国内在许多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而中国对外开放环境也比以往更加艰难。如今,西方国家提出竞争中立原则,试图通过非中性的国际规则,规范中国的经济行为。这种局面可以被称为“再全球化”。如何应对“再全球化”,适应新的规则甚至参与规则制定,是中国今后的一个重要课题。 邵峰(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战略室主任):国家整体发展水平才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急需研究解决以下四个课题:一是战略时机问题,中国应如何抓住时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二是中国在世界上朋友太少,如何通过建立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在国际社会争取更多朋友;三是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四是加强国家经济、社会等建设。 王红续(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在制定国际战略时,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同样重要。中国目前的发展不平衡,文化软实力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在国际舆论和话语权方面处于弱势地位。鉴于以上情况,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制定的基本战略还需要继续实行。当然,要根据新形势和新特点,进行适当调整。目前,中国还没有成体系的国际文化战略,这一情况需要改变。▲(本文是5月5日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首届中国国际战略研讨会议的摘要内容。)(来源:环球时报) 美媒:不必担心中国靠近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5月7日文章,原题:中国人来了!媒体接二连三地称中国崛起带来种种危险。比如,《纽约时报》告知我们,中国人到了加勒比海岸。看看中国胆敢做的事:他们在巴哈马修建了“一座耗资3500万美元的崭新体育场”。你还不担心? 该报还说,“中国人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施展经济力量,在如此接近美国的地方插上旗帜,此举引起密切关注——乃至一些不安”。“插上旗帜”的说法耐人寻味,这通常代表这是我们的领土。不过,迄今并无迹象显示中国对加勒比地区有领土野心。 《纽约时报》接着说,“多数分析家认为这不是安全威胁,他们指出中国人没有建军事基地或发展任何军事关系”。这就让人纳闷了,是哪些分析家看出中国带来安全威胁?实际上,如果中国真的包藏全球军事野心,贸然在我们后院暴露自己不是太愚蠢了吗? 中国人的动机似乎差不多,就是为争取当地好感,给做生意创造良好条件。如果美国真的担心中国此类举动,那么不妨建更多的学校、修更多的道路和体育场,超过中国近来在加勒比地区的投资。否则,我们应沉住气。 我们还得知,西方外交官担心中国“在距美国不到190英里的”存在。他们担心什么?体育场的噪音不会传得那么远,新修的学校也不会吸引佛罗里达的学生。至于政治支持,巴哈马、多米尼加有什么?值得我们担心吗? 中国将在加勒比地区很快发现他们在非洲、巴西以及东南亚曾经历过的东西。外部援助和贸易不能让这些国家喜欢中国。它们会抱怨中国人不雇用当地劳动力,而是带着自己的工人干活。即便本地人受到雇用,他们的工作条件和工资水平也都比较差。这让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 美国总习惯发现潜在对手甚至敌人。以前是日本,接着是欧盟,现在轮到中国。国家往往因猜疑陷入恶性循环:一国怀疑另一国,另一国视之为对自己担心的证实,接着做出反应——导致敌意加深和军力扩充。我们最好“保持冷静”——除因害怕而作出的反应,我们没什么好怕的。(作者阿米塔伊·埃齐奥尼,汪析译)(来源:环球时报) 中国崛起要谨防“三心二意”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格局为之一变,中国崛起的环境可能更趋复杂。中国需要以极大的智慧和高超的谋略去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眼下,尤其要谨防“三心二意”。 首先是美国的警惕之心。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并不是没有心理准备,然而美国没有准备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对美国人来说,只要美国在发展,哪怕中国发展更快一些,问题也不大,但如果中国往上走,美国往下走,问题就大了。正因如此,近年来美国对华警惕之心大增,从去年以来美国的亚洲政策中已充分体现。 其次是周边国家的疑惧之心。过去20年来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资源,但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一些邻国对华“疑惧之心”近年来不降反升。他们担心中国军力发展,担心中国要放弃“睦邻、友邻”的政策而转向强权外交。尽管这些担心大多言过其实甚至是杞人忧天,却使我周边环境进一步复杂化,并给别有用心的域内和域外大国提供可乘之机。 第三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妒忌之心。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攀升,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以复杂心情看待中国。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制造业大国,第二大经济体,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大投票权持有者,这些光环使他们对中国既羡慕又妒忌。一些国家不满中国竞争力上升给他们带来的压力,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怀疑中国是否能为发展中国家说话。凡此种种,都会制约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发挥。 上述“三心”是防外部压力,下述“二意”则是防内部疏忽。一是粗心大意。随着中国力量的上升和国际环境的改善,有可能会出现大大咧咧的作风,对形势缺乏预见性、对问题缺乏通盘考虑、对政策缺乏有效协调,从而大大降低我们外交决策和执行的质量,甚至大意失荆州。 二是虚骄得意。随着国力提升,一些人常常像做简单算术题那样估算经济总量何时能超过美国,开口闭口中国何时能当世界老大。此种浮躁之风、虚骄之气的背后,是对中国崛起过程复杂性和艰巨性的不理解。这些虚骄得意的言行只会加深外界对中国的疑虑,给“中国威胁论”提供口实。此风实不可长。(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吴心伯) 英媒:傲慢让我们还在忽视中国崛起 英国《观察家报》3月25日文章,原题:为何我们还在忽视中国崛起?傲慢过去两个世纪欧洲和美国的先后崛起,催生了西方中心论心态。优越感蒙蔽了心智,我们认为唯一行之有效的就是西方化,从没设想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我们始终透过西方棱镜观察中国。傲慢催生无知,我们连好奇心都没了。 透过西方棱镜是不可能懂得或把握中国的。中国经济增长始于1978年,当时其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1/20,全球影响微乎其微。但到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将近美国的1/4,全球影响与当初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崛起开始改变整个世界。但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西方才如梦初醒,才认识到中国的冲击。不久前,全球化还由美国主导,如今中国日益充当这个角色。全球经济的重心正无情地从发达世界转向发展中世界。 中国正逐步挤占美国全球第一强国的位子。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丢弃西方的狭隘观念,主动从中国视角理解它。我们的思维习惯需要大转变。 我们有个亟待解决的庞大中国赤字,它贯穿于我们的整个文化;我们多次谈到加强学校的中文教育,但真当回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的经济出现同样病症:英国向爱尔兰的出口多于对中印俄和巴西出口的总和。除非此类问题得到解决,否则我们可能沦为历史的看客。 在西方人印象里,中国是没有辩论的。事实上北京的辩论相当激烈,思想特别开放,没有任何限制。去年秋天,笔者在中国曾接二连三参加演讲和讨论会,曾受邀到外交部演讲,有100来名年轻外交官参加。我说,根据邓小平原则的外交政策已不适应形势,中国需要新方针。与会者并未吓一大跳,相反,他们开始了热烈讨论。这种辩论意义重大。随着中国成为全球大国,他们将决定未来政策和轻重缓急——从而影响整个世界。 有人可能想,面对乐观的未来,中国会变得狂妄自大。事实恰恰相反。这个发展中大国仍然贫穷,忙于应对一堆问题。中国人虽然怀有来自伟大文明的自信和历练,但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和未来任务并无幻想。而在英国,中国得到的关注今后仍然不会多。但无论怎么不甘心、怎么留恋西方往日的辉煌,我们终将会被拽进中国时代。中国将左右我们的将来,对此我们无可抵御。▲(作者马丁·雅克,乔恒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