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民”是怎样炼成人大代表的？个人转型折射社会形态转型

从“刁民”到人大代表，这是贵州省瓮安县青年葛启义四年间走过的道路。2008年6月28日，时年15岁的葛启义成为了“瓮安事件”的一个小主角，他拿着汽油瓶冲进瓮安县政府大楼，然后被逮捕。在此之前，他也是一个问题青年，没事游荡在街头，呼朋唤友，打架滋事。这无疑是典型的“刁民”形象。然而，今日的葛启义，却成为了瓮安县人大代表，是一名小型装饰公司的老板，开启了创业致富的生涯。此间变化，天翻地覆，折射出瓮安社会治理环境的大变迁。

这名问题青年的改变源自贵州省治理理念的改变。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对旧有治理理念进行了反思，政法委方面并没有对瓮安事件中的部分违法青少年一棒子打死，而是在瓮安县开展了此后被广为赞誉的“轻罪从无”试点工作，帮助昔日“刁民”重新回到正常生活中，重新适应社会。当治理理念发生大转折以后，“刁民”也逐步实现了大转型。这种转型表面上看是个人的转型，其本质却是社会形态的转型。2008年瓮安事件之所以发生，女中学生死亡只是导火索，根本原因还是当地政府长期以来与民争利，动不动就把国家暴力机器摆到具体利益冲突的第一线，不顾及群众感受，不尊重群众权益，最终导致民怨沸腾。民怨或许平时不会展现，但火药桶已经形成，即便不曾出现“俯卧撑”事件，也会因为其他事件而引爆民间积怨。

面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与民争利格局、官民对立格局怎么办？必须搞清楚社会矛盾的症结点在哪里，突破点在哪里，群众的需求点又在哪里，如果一味弹压民间舆情，只知道抓人抓人再抓人，恐怕人是抓不完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古训怎的就忘了？社会矛盾靠堵是堵不住的，疏导才能让民间情绪的洪水分流，让社会病灶逐步从恶性向良性过渡。葛启义的故事说明，只要党和政府对老百姓动了真情，真正为老百姓的利益和前途考虑，即便是刁民也会被感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刁民恰恰是政府施政的不完善造成的，没有谁天生就是刁民，没有谁天生就愿意生活在权力的对立面，愿意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因此，建设幸福社会，首要的就是要消弭滋生刁民的社会空间，让整个社会变得更有希望。

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一封刊登了署名“潘晓”的来信，最后提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是为“潘晓之问”。其实，刁民的出现大多与人生道路的宽窄有较大关系。如果让每一个人的发展之路都能够宽广，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向上的前景，老百姓怎么可能不信任党和政府，怎么可能不主动参与社会前行的建设过程呢？从刁民变成人大代表，人生的路拓宽了，瓮安用这样的变化回答了“潘晓之问”，无疑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俯下身来倾听民间的声音，让人民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让人民能够参与并感受到公平和幸福，让每一个人只要付出辛劳和智慧便具备成功的希望，让每一个人的路都可以越走越宽敞，我想，刁民必然远去，公民自然生长，一个官民有机互动、政府良性运转、民间健康有序的现代化社会并不是遥远的传说。路，就在脚下。（周虎城　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