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乳业遍布"过剩"危机 股份制实现市场创新

　　云南乳业大病初愈路咋走

　　对于我国的乳业来说，上个冬天有点冷，众多的乳企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卷入三聚氰胺的漩涡中。一时间，寒流四起——奶粉库存骤增，奶农宰杀奶牛，行业遍布“过剩”危机。

　　而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乳业未被直接卷入，表面上躲过了这一劫。

　　“不但云南的乳企中没有一家查出有三聚氰胺，而且这对云南的所有乳企来说是一个发展的机遇。”七彩云企业董事长莫春良如是说。

　　但遗憾的是，云南乳业逃过了三聚氰胺，却逃不过库存压力，而后者则是前者所带来的影响。

　　“云南企业虽没有蒙牛、伊利等企业体会深刻，滇产奶粉却成了三聚氰胺事件中被殃及鱼池的众多领域之一，在形势最严峻的时候，几家乳企共库存奶粉2000吨。”云南省奶业协会会长毛华明称。

　　但国家统计局的一组数字似乎在昭示着中国乳业开始逐渐恢复，尽管病去如抽丝。今年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乳制品企业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9.03%，其中奶粉产量更是增长了22.7%。上月底，三元、光明和伊利等领军乳企陆续公布了第一季度业绩，其中三元和伊利两家公司净利润分别大涨134.86%和103.59%。云南市场上，液态奶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也增长了30%。

　　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一方面，消费者的信心渐渐得到挽回；另一方面，在“废墟”之上，乳业企业重新或加快建立自己的声望又相对更加容易，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这把牌，洗得正是时候。不仅让全行业反思既定的生产经营模式和利益分配机制，也让不少原来缺乏创新动力的企业开始思索未来的方向。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本地乳品企业产品结构发生了改变，更加注重对城市人群提供适合的产品。同时，省内乳业的发展已经从广告概念的炒作走向产品的竞争，能够代表企业优势的产品成为竞争核心。据了解，雪兰主推高端产品和打健康概念，蝶泉推出高端奶粉，欧亚打酸奶牌，而七彩云则通过融资来扩产。

　　更加重要的是，捱过了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企业与奶农之间如何建立一种稳定的利益分配机制，也值得探讨。 这些，都是在经历了剧痛之后，企业所做出的自然选择。

　　建立“股份制”，让奶农分红

　　三聚氰胺事件始终是乳业的伤疤，只有保证产品质量安全才能真正治愈它。

　　捱过了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在未来的日子里，乳业还会不会遇到其他的浩劫？谁都不敢担保，但经历了这次的痛苦，乳企显然学到了深刻教训。

　　不难看出，这个事件中，国人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明显增加，这种情况下，《食品安全法》于今年6月1日开始实施，对处于风口浪尖上的乳品行业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它要求各企业无论是从软件还是硬件上都要达到一定要求，否则只能逐渐退出乳品行业。

　　“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再一次反映了中国奶业生产体制的顽疾，即乳品加工企业与奶牛饲养者之间没有形成利益共同体，只是买卖关系。”云南奶业协会会长毛华明看来，滇乳企只有建立乳品加工企业与奶农紧密连接的经济共同体，拥有属于自己的奶源基地，才能有效保证产品安全。

　　“基地建设资金全部由企业负责，而不是只为奶农提供挤奶器。乳业企业负责建设基地，奶农负责提供奶牛，饲料由基地统一提供。奶农除了能够获取销售牛奶的收益，还可以获得适当分红。”据悉，现在腾冲县的奶水牛饲养农户和企业就在实践这种模式。

　　基地建设是根本

　　云南本土乳企之所以没有在三聚氰胺事件中出现问题，主要是因为云南乳业产业链模式与省外不同。毛华明将此称为利益链连接机制的差异，在云南，企业在政府的协调下，对奶源市场进行了划分，收奶主体成为乳品企业，企业没必要在这个过程中加入有害物质去增加牛奶的“营养成分”。

　　云南现在可以被借鉴的经验是奶源基地的运营模式。假如一家企业进入到云南的乳业市场，那么它首先要取得的就是奶源。但是在云南，它并不能去自由拓展奶源市场，它必须在政府划定的范围内进行收购，这种模式在大理州最为明显。随后，企业为了能获取高质量的牛奶，除了向奶农指导生产知识，还需要向奶农提供设备，帮助他们改善饲养条件。这种做法持续下去，就形成了初步的“公司+农户”模式。

　　但是松散的农户饲养，会让牛奶质量参差不齐，于是企业会指导或直接参与奶源基地的建设，基地建设方（企业）与奶牛主人（奶农）之间建立了较为确定的联系。这种办法相对于奶农自己建立养殖基地，更加强了企业与奶农的联系，让他们处在同一利益链中，形成稳定的利益结构。

　　海子乳业常务副总经理邹歆介绍说，海子乳业在昆明附近拥有9个基地，分布在昆明近郊和嵩明、晋宁，其中有两家是海子乳业直接管理的。海子乳业现在几乎统一实行了“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模式，为了防止进厂前出现安全问题，公司对合作社管理人员定期轮换。

　　利益分配是核心

　　毛华明认为，企业要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只能让企业与奶农之间建立一种稳定的二次利益分配机制，即奶农除了鲜奶销售中所得收益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正当的利益诉求。毛华明认为最好的模式应该是合作社模式。“基地建设资金全部由企业负责，而不是只为奶农提供挤奶器。可以把奶牛合作社看作股份制企业，乳业企业负责建设基地，奶农负责提供奶牛，饲料由基地统一提供。奶农除了能够获取销售牛奶的收益，还可获得适当分红。”毛华明说，取得分红的数量，要根据乳业企业经营状况来决定，这就要求企业利润能得到有效监控。据悉，现在腾冲县的奶水牛饲养农户和企业就在实践这种模式。

　　“奶农可以组成自己的协会，同企业协调利益关系，最终形成经济利益一体化的合作社。”毛华明说，现在的条件还没有达到，但是云南“企业+基地+农户”的产业化模式正在形成并日臻成熟，奶农也更加重视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合作社也正在探寻二次利益分配的可行性。

　　奶农仍是弱势群体

　　当然，这种企业与农户相对固定化的合作模式，会导致奶农利益受损。“大理的鲜奶收购价在云南牛奶主产区中处于最低水平，很大原因是企业在相对固定的区域内压低收购价格。”毛华明担心这样继续下去，会让奶农的积极性受到影响，所以他希望奶农能共同组织自己的协会，在扩大生产组织化程度的同时，更好地维护自身合理的利益诉求。

　　毛华明说，鲜奶收购价的确定，一般是通过粮价比来衡量，玉米价格与原料奶的比例为1：1.5，现在玉米价格为1.8元/公斤，那么鲜奶价格肯定要超过2.5元/公斤才算是合理的、不亏本的，但现在大理州很多地方2.2元/公斤的鲜奶收购价屡见不鲜，那么很显然吃亏的是奶农。同时，在企业有固定奶源地的情况下，加工企业也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因为企业生存在一个基本上没有竞争的奶源地市场上，所以云南乳品企业应该有适当的空间支持降价。

　　在企业的鲜奶收购区域相对固定化的情况下，企业就处在强势的一端。同时，政府对于某些省外企业的引进，也加强了企业的强势地位。毛华明认为，政府当年引进省外企业的时候，只考虑到产业发展的规模化效益，欠缺对企业强势下奶农利益的考虑，以至于部分地区鲜奶收购价处于不合理水平。

　　毛华明说，新希望乳业现在已经控制了云南70%的奶源，在价格上当然有一定的发言权，组织松散的奶农在此情况下就显得被动。资料显示，雪兰牛奶对昆明市场的占有率也超过60%。“当时光明乳业承诺，如果能在云南设厂，每天可以调出100吨牛奶到省外，但是最终没有被批准。”

资料图

　　■奶企之思

　　云南市场该如何创新？

　　市场上以风味奶为主的新品出现，雪兰牛奶公司总经理席刚认为是厂家更注重对消费人群的细分，同时也反映出云南乳品企业创新能力滞后于发达地区，所以液奶走出云南的可能性不大，比较可能走向省外的是云南的奶粉。

　　毛华明也承认云南乳品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比如省外早已出现的很多产品，在云南市场总会比较滞后。他认为，这除了云南规模小的乳品企业多、欠缺创新能力外，还与大企业的经营策略有关。“有的企业进入云南，可能就只是为了占领这个市场，也不会有走出云南的打算，只要在云南发展得稳定，甚至没必要对产品进行创新。”他说。

　　云南人均牛奶消费量在全国处于最低水平，但是仍然有约1/3多的原料奶加工成产品出口到东南亚。云南的区位优势为云南乳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云南周边的四川、重庆、贵州等省份每年需要调入约300万吨乳制品，整个泛珠三角地区每年需要调入500万吨以上的乳制品，云南乳品企业在东南亚具有良好的声誉和较好的市场网络。毛华明认为，泛珠三角地区和东南亚市场为云南乳品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对于本地企业的创新问题，邹歆表示，云南地区规模小的乳企多，即使有一定的创新能力，也会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所以企业宁愿选择跟随外地大企业的做法，减少市场风险。“比如红枣酸奶在省外市场取得了成功，云南企业就可以马上跟进了，这样就少了市场培育的过程。”邹歆说，在这样的环境下，云南乳企生存也不会艰难，每家企业都有一定的市场，省外企业要打入云南市场，除非收购，否则很难进入。（来源：云南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