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因一起咖啡屋爆炸案,戏剧性地引出昆明公交车爆炸案的嫌犯。人们痛恨其无耻行径的同时,对造成嫌犯对立违抗人格障碍的各种环境进行了深刻反思:社会和家庭如何对这类人群进行心理疏导,以避免潜伏在内心的心理危机发展到危害社会。 12月24日,30岁的农民工李彦在昆明一间咖啡屋上完厕所后,被包里的定时炸弹炸成重伤。 在此之前,没有人会想到将李彦与昆明公交车爆炸案联系起来,直至他临死前的惊人之语:“昆明公交车爆炸案是我干的”,“因为仇恨”。 李彦生前最后的话语和警方DNA鉴定的结果,让牵动着无数人心的昆明爆炸案也落下了帷幕。但关于李彦,在他已有的人生中,却有一段让人疑惑的空白。 李彦从小父母离异,初一时就辍学,成为社会上的“小混混”;他是父亲眼中的不孝子,12岁就称自己为“孤儿”,开始在社会上游荡;他性格灰暗,成为持刀抢劫的“江湖人物”。 李彦的父亲李培尧,这位68岁的老人,直到最近两天连续有警察到来时,才知道不孝的儿子出事了。他最后悔的是,当初没有把在社会上当“小混混”的儿子拉回学校。这位独居孤僻的老人,已经没有时间去了解他“陌生”的儿子,“调皮、固执、劳改犯”是他对儿子所有的记忆。 12月27日,《法制周报》特约记者采访了李彦的家人、邻居,还原其从不孝子到“恐怖分子”不完全的人生轨迹。 意外爆炸引出嫌犯 对于提前发生爆炸的原因,专业人员推测:仅有小学文化的李彦,可能将时间弄错了,他忘了22时和10时的区别。所以,定时炸弹意外引爆了。 12月25日清晨,突如其来的民警,打破了宣威市锦绣花园小区(以下简称锦绣花园)的宁静。老人们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但至今他们的议论仍旧没有结论,他们依旧不知道小区里频繁进出的民警为何而来,只看到民警将一个个印有公安字样的纸箱,从三单元五楼的一个房间里搬到楼下的警车中,然后离去。 12月27日下午3时30分许,记者来到锦绣花园。此时,频繁出入该小区的警察暂时没了踪影。 小区中5009号房间是李彦生前的住所,是其女友刘春梅(音)所租的。记者看到,房间大门紧锁,在楼道拐角处散落着许多使用过的一次性鞋套和手套。楼下一位住户称,这都是民警留下的。民警近两天来,每天要来几次,每次来都会从屋里搬出一些东西,屋子现在差不多被搬空了。 10多分钟后,警察再次来到了该屋子。走在前面的两个民警扛着几个公安专用的纸箱上楼,随后进入了5009号房。记者透过门缝,能看到屋子里的构造,宽大明亮的客厅里,只剩下了一台电视机与一组沙发,门口凌乱地散落着近10双男士皮鞋。 据一位住户介绍,他们对居住在楼上的李彦并不熟悉,但经常看到有人在他家进进出出,“还有很多外地人,他们都说普通话。”除此之外,让邻居们感到异常的,还有李彦家的客人一般要在他家里逗留很久,有时直至深夜,并且有时里面还会发出阵阵声响,噪音很大。 据悉,民警在对李彦住所接连几天的排查中,搜出了爆炸物品和爆炸物制剂,共查获用1100克硝铵炸药制成的爆炸装置、雷管42枚、包装物等物证和自制手枪1支、子弹21发,并提取了生物检材。 警方通过对李彦从业经历的调查,查实在2007年7月,李彦在某工地修筑公路期间曾负责炸药、雷管领取工作。他利用工作之便,截留了硝铵炸药和电雷管。 侦查技术人员在萨尔瓦多咖啡屋爆炸案现场勘查中,发现爆炸装置残留物与公安机关正在侦办的7月21日发生在昆明公交车爆炸案的残留物吻合,引爆方式相同;从李彦住处查获的相关痕迹物证,也与“7·21”公交车爆炸案残留物相同,两案有重大关联。 最终,警方查出咖啡屋爆炸案及昆明公交车爆炸案为同一人所为,嫌犯正是李彦。 警方通过走访和了解,大致还原出爆炸前后的情形:12月24日是西方圣诞前的“平安夜”,晚上肯定会非常热闹。当天早上,李彦来到文化巷的萨尔瓦多咖啡屋,他心事重重地点了份松饼和一杯咖啡。吃完后,他去了趟卫生间,就在他刚出来时,他那背在臀部的包就爆炸了,里面是他自己制作的一个定时炸弹。 对于提前发生爆炸的原因,专业人员推测:仅有小学文化的李彦,可能将时间弄错了,他忘了22时和10时的区别。所以,定时炸弹意外引爆了。 在萨尔瓦多咖啡屋爆炸案发生后,警方从现场地上和李彦的包里找到了一万多元现金,还有一包“软珍”云烟。 专案组民警走访发现,李彦断断续续地在贵州一个工地打工。在12月23日,其老板欲到昆明买车,邀他同往,他拒绝了。老板便交了2.1万元现金给他,托他交付给4名材料供应商。但李彦只付了一人的5000元后便逃离了。 一对陌生的父子 李培尧对儿子的记忆,更多的是停留在李彦6岁之前,老人将自己对6岁之后的李彦所有的印象与记忆,归结为两个字——陌生。 68岁的李培尧知道儿子李彦出事,是因为连续两天都有警察来到他的住所询问儿子的情况,并对他家进行了排查,但他至今都不知道儿子出了什么事。 记者采访当天已是中午11时许,李培尧还未起床。几天来,他咳嗽越来越严重了。他与妻子离异后,独自居住在宣威市客运站老住宿区最老的一栋单元楼里。 记者敲门后,“咯噔”一声,一扇残破的木门被打开,李培尧弯着身躯,左手握门锁,右手提着裤衩,问都不问就将记者带进屋里。房屋很简陋,里面摆放的所有家具,都是老人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之后,李培尧顺势坐在沙发上,随手将桌上的一杆旱烟点燃。 烟雾在门缝中透进来的光线中飞舞,屋内在浓烈的烟雾下显得格外的空旷和杂乱。 “不管他出了什么事,说实话,我不难过,我们父子之间心早就是凉了。”李培尧的开场白,让记者感到很意外。由于他右耳耳聋,左耳的听觉也很微弱,记者与他的交流很吃力,很多时候他都是答非所问或自言自语。 李培尧对儿子的记忆,更多的是停留在李彦6岁之前,老人将自己对6岁之后的李彦所有的印象与记忆,归结为两个字——陌生。 “我家小李彦从小就很聪明,胆大,命也大……”老人清楚地记得,李彦两岁半时,一次从二楼摔了下来,而楼下是一堆废铁。“从那里摔下去,十有九死,当时就有人大叫:‘哪家的孩子,完了,完了……’,当时,小李彦摔倒在废铁堆里后马上爬起来跑了。”李培尧说话时,嘴角上扬,满脸笑意。 李接着称,李彦4岁时,曾带着整个院子里的小孩从窗户翻到同事家的屋里,不偷不拿,但儿子却常常把雪花膏擦在脸上,而他就常常挨家挨户地去道歉。 12岁把自己当成孤儿 李培尧狠狠地把李彦打了一顿,至今他都认为打得好。但无奈的是,他的这顿打,并没有将儿子从社会上拉回学校。 6岁时,李彦上了一年级。之后,李培尧对儿子的记忆也干枯了起来。“我(当时)是客运站的厨师,都是早出晚归,平时偶尔回家时,儿子又去了学校。儿子上学后,我与他的接触就很少了”。 李彦12岁那年,李培尧一家人搬到了宣威市,李彦在宣威市客运站子弟学校读初一。然而,没过多久,李彦就辍学了,这成了老人一生最遗憾的事。 “主要是他妈太宠他了,不然他肯定不会就这么不读书的。”李培尧说,当年儿子给学校的老师写下一张纸条就辍学了,内容很简单:“谢谢老师,我走了”。 为此,李培尧狠狠地把李彦打了一顿,至今他都认为打得好。但无奈的是,这顿打并没有将儿子从社会上拉回学校。 “不读书后,小李彦就整天和他的朋友混在一起……”。当时,看到儿子整天无所事事,李培尧曾提出让他跟着自己学厨艺,但却遭到了李彦的拒绝。这让李培尧大为不解。 “我是正规的国家厨师,可是他却看不起我。他说,那是婆娘干的活,打死都不学。”这极大地伤害了李培尧的自尊,他曾经为获得铁道部举行的厨师大赛优秀厨师第二名而沾沾自喜,但这些却让儿子看不起。 此后,李彦开始长期不归家,并对外称自己是孤儿,一时之间,李培尧和李彦父子之间越来越疏远。李培尧只知道,李彦在外面跟他人学坏了,整天打架喝酒什么的。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人介绍,李彦在当地曾经是“道上”的一个人物,一开始就因为胆大,打架凶狠,10多岁的他被很多“道上”的人看好。此后,他开始跟着一些社会上的不良青年鬼混,后来他开始自成一派,并且曾公开收保护费,胆子越来越大…… 持刀抢劫的江湖人物 8年前,李彦被捕入狱的消息,一下子让李培尧明白儿子已经长大了,而且成了一个坏人,一个劳改犯。 如今,李培尧记不起最后一次与儿子见面是什么时候,因为时间隔得太远了。据李培尧所说,近十来年中他与儿子见面不超过5次。 “他已经不承认我这个父亲了。在宣威这个小地方,他都有五六年不来看我了。算了,我这道门就要关了。”李培尧的话语充满了无奈。 之前,在李培尧眼中,李彦始终是那个四五岁的小孩。8年前,李彦被捕入狱的消息,一下子让李培尧明白儿子已经长大了,而且成了一个坏人,一个劳改犯。 近日,记者从宣威市宛水派出所了解到,李彦确实在2000年被捕过。李彦于2001年11月15日因犯抢劫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宣威市人民法院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9年。 但是,由于他在监狱中表现良好,于2007年提前3年出狱,但依旧是该派出所社区民警的重点盯防人物。 警方查明,在宜良监狱服刑期间,李彦一直从事电工工作,对电器维修较为熟悉,减刑后于2006年5月30日刑满释放。 2000年,宣威市警方在全市范围展开了一场反黑除恶专项治理行动,李彦曾是当时宣威一个大有名头的“江湖人物”,成为警方重点清查的对象。 缺少心理疏导的青年 在陌生化的社会里,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倾诉、疏导和转移情绪的渠道,希望赢得一定的社会尊重与认同,消除偏执性人格障碍。 但出狱后的李彦,已变成了另一个人。 李彦曾和其二姐合伙在宣威大方商业城开了间茶室。由于李彦经常和朋友在一起鬼混,很少参与管理,茶室开了仅一年便转手了。此后,李彦再也没事可做,重新做起了街头混混。 在李彦邻居眼里,他是一个十足的街痞、混混。与李家相邻几十年的邻居说,附近没人敢惹李彦,看到他都要躲远点。特别是在李彦剁了别人手指头后,大家更是连招呼都不敢和他打了。 李彦的二姐证实,由于缺少关爱及心里疏导,李彦出狱后心理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或者说因那场牢狱之灾,将他内心深处最黑暗的一面激发了出来,然后呈几何级数放大。 记者了解到,当李彦被炸得血肉模糊之后,在送往医院救治神智还清醒时,曾与医生、民警有过对话。除了说自己的名字、身份外,还说出了惊天的一句:“7月份的公交车爆炸案是我干的。”。而理由便是“仇恨”。 据警方调查发现,李彦对社会非常不满,常说的话里都有“黑暗”等字眼。而且不久前,他就曾在很自然的状况下说过“我肯定活不过今年了”的话语。 昆明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杜敏把李彦的仇恨,归结为“厌世”。警方调查发现,李彦的心理状态很灰暗,他从小父母离异,初中时辍学,随后一直在社会上游荡,后来又因为犯罪而入狱。判刑后,他的人格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想报复社会。 有关人士与将李彦与邱兴华、马加爵相比较后,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性格孤僻,家庭贫困,与周围环境长期处于对抗状态,因此才会把仇恨放大无数倍。在陌生化的社会里,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倾诉、疏导和转移情绪的渠道,希望赢得一定的社会尊重与认同,消除偏执性人格障碍。 少数一部分人,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固定职业,经济上游离于社会体制之外,情感上得不到社会认同与尊重,长期对社会产生对抗情绪,成为生命价值严重虚脱的人。这种精神上的无所依靠,很容易使他们产生心理危机,精神压抑久了,很容易失控走向极端。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本报心理危机干预团队专家、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副教授肖琳琳分析认为,李彦18岁以前在家庭离异、辍学沾染社会恶习和入狱生活的社会环境下,形成了对立违抗人格障碍,产生了很严重的心理问题,直到发展成仇恨、反叛社会,他的自卑和贫穷激发了冲破底线采取过激行为。他的疯狂并不是因为社会不公,而是来源于内心的心理危机。 肖琳琳表示,这类人群平常往往表现为性格孤僻、容易产生对抗仇恨心理,社会应当给予他们更多关爱,周围人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由于其对立违抗人格障碍是在18岁以前产生的,因此社会和家庭对这类人群采取心理干预越早越好,以避免潜伏在内心的心理危机发展成危害社会。”(来源:《法制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