酥油的故事

　　漫步在香格里拉县城各集市，随处可见操着浓浓藏音的村民叫卖：“酥油咯买？新鲜的……”走过这一个个酥油摊点，时时会勾起我对三十年前酥油的种种回忆。

　　不言而喻，酥油对于生活在高原的人，无论藏族或其他民族，都是每日离不开的主食，而酥油、茶、糌粑是多么完美的结合！特别是从事体力活的人，劳作一天回来喝上一碗酥油茶，一切劳累便顿时消散。有个老者曾颇有感触地对我说：“酥油是我们的妈妈！”在藏文里，“妈”与“哞”（酥油）同是一个声母，只是“哞”多了一个后置音，可见酥油在藏民心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小时候，家境贫穷，不但平时常缺酥油，连过年也从来没有两饼左右的酥油，有时连酥油盒里的残留都要用热水涮进茶桶里。上小学时，实在渴酥油茶了，星期天就跑到离城五公里的松赞林寺当和尚的舅爷那里。他是个穷和尚，因不能到拉萨学经，升不了僧位，只好在大寺茶房里专司酥油茶。我每次到那里，他都提来一壶酥油茶，让我喝个饱。有次我还背着三岁的表弟去，回家路上在奶子河边玩耍，表弟被河水冲走好远，差点闯了大祸，回到家里被长辈狠狠揍了一顿。

　　上世纪1958年以来的三、四年中，是“大”字当头的年代，“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生产“大跃进”，土地改革后刚分到土地的农民又都“一步登天”走进了人民公社，土地、牲畜统统“大集中”，大、小牲畜一律实行“公有公养”，殊不知大集中带来一系列弊病，由于饲养放牧粗放及管理、防疫等的疏忽，造成牲畜大量倒毙，一年后，畜牧减产过半，由公社食堂供应的酥油茶也难以维持，刚参加工作的我，每月有四两酥油的供应，而怕“干部特殊化”之嫌，我把供应证缴给了集体食堂，集体食堂的酥油茶淡得见底，被人们命名为“公社茶”。

　　1962年，中央实行“调整、充实、提高”的方针，藏区都下放了奶牛，允许农户按人头饲养一至二头奶牛，同时解散了公共食堂，藏家的土楼里又响起了打奶的歌声，温暖的火塘边，一家人又喝上了喷香的酥油茶。记得当时省委和《云南日报》的两位干部来县里召开座谈会，说是要搞个《畜牧业发展纲要十条》，我被指派出席，会上大家提出不但要增加农民自留畜头数，满足藏民食用酥油的需要，而且要允许藏民饲养乘骑，意见被采纳，写进了《纲要》。然而事后不但没有实现，反而挨批了。不过1962年后农村经济确有发展，到1964年，机关干部、城镇人口的酥油定量也由过去的四两增加到一斤半。然而，好景不长，在1966年以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大搞“斗私批修”，农村的自留地、自养畜统统列入了“私”字，要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当时高度的计划经济模式下，酥油是95种计划供应的物资之一，藏区酥油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仍然是地方指令性派购量，当时的中甸县县委还下发过文件，规定六不准，其中之一就有“不准扩大私人养畜”，目的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记得有一天我在值班室值班，接到一位省政府领导秘书打来的电话，说那位领导在虎跳峡考察，回昆时要买三饼酥油，我如实汇报，在家的县委领导也不敢作主，听说还召开了常委会。

　　更使我耿耿于怀的是，伯父去世那年，我从本单位出据证明，到商业局批四斤酥油作送葬时用，那位批条的领导不但不给，还在当月就注销了伯父的酥油供应证。事后我私下有过一些发泄的言论，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我被戴上“对党不满”的帽子，成为我的主要“罪状”。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成家了，并当上了爸爸。这期间下乡，我倒乐意翻雪山，是因为还有二两酥油、半斤红糖的补助，往返一次就有四两酥油、一斤红糖，这都是产妇必不可少的，我把每次翻雪山的酥油、红糖积攒下来，供媳妇月子期间用。有了孩子，我的酥油定量首先又得满足孩子，为人父母只好节省再三。

　　1978年底的三中全会，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春风送暖，1983年，农村全面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大小牲畜一律实行“私有私养、产品归己、自由上市”，国家同时提倡发展畜牧专业户，逐步实行产业化经营。改革开放为畜牧业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特别是1980年的中央西藏工作会议后，藏区经济政策进一步放宽，国家一再加大了扶持力度，不几年，畜牧业增长翻了番。1984年，机关干部、城镇职工终于告别了二十六年的酥油票，商业局酥油门市成了处理商品门市。

　　进入新世纪，畜牧业向专业化规模化发展，政府实行退耕还牧，帮助农牧民建立了不少生产基地，择优发展犏牛、牦牛等基地，传统的靠天养畜向科技养畜发展，普遍使用的打奶机，解除了原始的手工打奶，十多分钟，一桶牛奶就被成功地把奶水和酥油分离了。

　　抚今思昔，农牧民高兴地唱道：

　　党的改革春风到高原，

　　冰雪消融百花开！

　　草儿青，流水长，

　　牛羊肥壮酥油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