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支前民工与马帮岁月的见证

　　香格里拉县上江乡士旺中村村民小组龚立义讲述了他坎坷传奇的经历。追忆过去的支前民工、马帮岁月，老人心生感慨；展望今天的幸福生活，老人眉开眼笑。从老人讲述的人生故事中，让我们感受到迪庆的巨大变迁。

　　我从小就受到父亲的熏陶和言传身教，让我深刻牢记：是共产党带给了贫苦群众光明，才使这里的老百姓安居乐业。

　　40年代，江边一带原始森林密布、灌木丛生、豺狼出没，除了山路，没有一寸公路，隔江渡河靠木筏，生产劳作全靠人背马驮，沿江走一圈，要穿草鞋、打绑腿、放筏子，走上十天半月，盐巴、茶叶、红糖一类的物资，全凭金江区里的马帮队到大理、下关、丽江一带驮运。记得在1946年至1947年夏季，金江区里的几十号马帮队去丽江驮运物资，从巨甸划木船到村里时，四普湾（士旺）河暴发了有史以来的一次大超礁（泥石流），高大挺拔的白泡树，房子大的山石，满田坝的泥沙，村子冲得面目全非，地里全都是砍柴刀一样长的江鱼，曾经像长龙一样的河流在村尾冲开一条几十丈宽的大口子，直奔金沙江，古河从此改道。几年来，村里的人用白泡树做成房板，相互委工、舂土墙、盖木板房，重新架设河上的木桥。古河道变成了河滩，最后被填成上千亩的良田，只留下两条灌溉全村农田的沟渠。到“四清”时，由我主管搞设计，砌好石墩，用熟石灰和糯米煮成糊状，逐一把栗木、圆木和方匹粘牢，再钉上数尺长的马钉，一直到80年代由我负责修建水泥桥时，原来的老木桥连拆都拆不开，可见当时的“土方子”十分管用。

龚立义 近照

　　1955年，第一批“十万大军”援藏工程队浩浩荡荡，从金沙江畔翻山越岭到达中甸高原。那时我已经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又是区里的劳动能手和骨干分子，由我护送他们穿越空心树（今福库村境内，1936年红军曾经过此地，并与土匪激战，牺牲了十多个战士），翻越5000多米的雅哈雪山去中甸。我的哥哥则带着从江西（巨甸）过来的“一、二六团”，从吉仁（五境境内）翻山到大中甸，最后直达乡城。哥哥曾对我说，他们看到一队队的侦察机、战斗机从头上飞过，觉得太好看了！我对哥哥叮嘱，悬崖徒坎，要多加小心，这些“家伙”是要人命的东西！当时我们穿的很单薄，连一条棉裤都没有，最暖和的就是蓑衣了！虽然身上配着步枪，但随时要提防丛林和峡谷中的土匪，一进入山岭地带，我们就将马铃铛包好，用棕皮套住马蹄子，但在乱石悬岩上没走多远，就会被磨烂，加上人马太多，无暇照应。不出所料，当我们翻过雅哈雪山，穿越小中甸和大中甸，刚进入翁上至翁水雪山的原始丛林，呼啸声和枪声就响了起来，因树林太深，阴雨飘雪，寒风飕飕，难辨清方向，民工队马上护佑在马帮两旁，与密林中的土匪展开了激烈的枪战，虽然援藏工程队顺利冲关，但我的一名马帮伙伴却中弹牺牲，他叫李洪清，是金江区（现金江镇）车轴人，永远地安眠在纳亚雪山上。我们集中火力，打退了顽匪，匆匆埋了队友，又急忙踏上征程。至今我都不能忘怀那些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马帮伙伴，虽然他们没有轰天绝唱的事迹，但为藏区的建设与发展、默默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自从援藏工程队到中甸境内的那天起，全区上下掀起了建设丽（丽江）中（中甸）公路的高潮，整天炮声隆隆，号声震天，红旗飘扬，成千上万的各族群众与部队同甘共苦，誓与天公试比高，即便土匪横行猖獗，但大家早日修通公路的雄心壮志，一刻都没有停歇，工程队轮流站岗放哨，昼夜抢修公路。我成了一名两肩挑的人，一个身份是支前民工，另一个身份则是马帮队。在桥头（今虎跳峡镇）修公路时，我们与一同挖路的藏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句藏语顺口溜叫做“巴布几尼撒查，扒拉几尼可桶”意为：一口锅里吃饭，一个碗里喝汤。不是战地胜似战地的艰难岁月，越发增强了朋友加兄弟的情谊。有一天，我们组段的两名技术员从悬崖上测量归来，刚刚坐下想喘一口气，突然，簸箕大的滚石从悬崖上落下来，将他俩永远压在了异乡峡谷，当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搬开巨石时，发现他们的手里还拿着测量仪、笔记本和笔，身上的干粮一点未动，水壶里的水还在往外流。一时间，整个峡谷鸦雀无声，只有悲痛的眼泪和不约而同的呼唤，这就是“花椒坡事件”，每当想起这一幕幕感人的场景，我就想到“崇高”与“伟大”的字眼，内心久久无法平静。如果先灵们在九泉之下有知，应该怎样去感恩和缅怀现在的幸福生活。

　　数天来，我们沉浸在悲痛中，但战无不胜的勇气压倒了一切，公路里程在一步步延伸、缩短，流动红旗在各个班组之间不停地交换传递，那是一种无以言说的精神动力和号召，吃的是粗茶淡饭，干的却是惊人的壮举。在吊江岩，连猴子都掉泪的悬崖峭壁上，成百上千的军民腰间拴着篾绳和麻绳，像猴子在空中荡着秋千，又似飞鹰展翅，照样抡锤、握钎、打炮眼，这样高难度的悬空劳作，在当时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特殊年代，即便“蜘蛛侠”复生，也会免为其难，看似潇洒优美，实则是用生命在做赌注，隔三差五就能听到不慎牺牲的人员……在篝口（今小中甸镇的联合村）一带，我成为技术抢修队骨干的一员，所谓的“先头部队”。往返10来里的路程炸石料、錾石条，十六七个壮汉扛一根石条子，咬着牙抢修好了两座石桥。当时我在中队（300多号人），由于大多都来自外地，高原温差大、缺氧，很多人高原反应，水土不服，加上吃穿不济，驻达拉段的中队发生流感，成群的人睡成一排，技术员、材料员和事务长相继病倒，情势十分的严重，中队卫生员和我请来土医生与工区医院合作，双管其下，四处找寻草药，熬大锅药给队友喝下治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青翁（赤脚医生），当时得到了她无微不至的关爱，才让我们脱离了病魔（如果有可能，我还想见见这位可亲可敬的大姐）。同行的还有保山的深明员，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杨占林……我们在支前的日子里，建立了朋友加兄弟的情谊。大家后来渐渐康复了身体，因我的突出表现和修桥的功劳，让我当小队队长，殊不知要到乡城县援建修路了，经工区医院一检查，因长期营养不良，我的身体太虚弱，不能再前往乡城去支前。

　　丽中公路建设竣工，可以说是迪庆州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一大创举和奇迹，我从一些历史书籍中了解到，为使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关切迪庆藏区，每次派来亲人“金珠玛米”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他们与各地的支前民工、马帮和迪庆人民一道，如鱼水相依，同甘苦，共患难，有数百名先烈在迪庆高原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为迪庆的解放、建设建立了丰功伟绩。我也曾获得过“建设丽中公路突击手”、“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贡献奖”的奖章，“文革”期间因抄家被遗失。1961年至1962年期间，根据工作需要，对老弱病残等特殊民工给予优惠照顾，并实行了“压缩精简”政策，部队工人下放支农，我也随马帮队转战南北，凭借在工程处钻研勤恳，学到了泥水匠、木匠等手艺，在当时的金江区吾竹村搞勘测设计施工图，架设桥涵、修建沟渠，这样的工作一直到1972年上江公社成立，队里的打场、瓦厂、托儿所和村子里的起房盖屋，我都是“掌墨师傅”，还带出了一批徒弟，这些祖传的活路又有了接班人！

　　那时的环境条件十分艰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不像现在电器化、信息化、现代化一应俱全，新农村的日子比城里都还要安逸实在。记得我们从六七十年代就在江边修堤岸，最好的运输和交通工具就是马队、马车。70年代初，村里还很穷，没有钱买东西，合作社里布匹一类的物资都要靠购物证，凭证按人口数限量供应……每年还要交余粮，杀年猪还得对半开，靠挣工分吃饭的年代，往往儿多母苦，年底分红时，大多数人家都是倒刮户，日子就像衣服上的补丁，过得清贫拮据，青黄不接，闹饥荒成了村民的习惯，多种病症时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记得邻近的队里刚刚买来一架手扶拖拉机时，全队的男女老少奔走相告，人们怀着畏惧和惊奇的目光，一同去看这架“怪物”，当时没有人会驾驶，车子是人工扛和马车拉回来的。队里组织了30多个大男人，平地上拴着牛皮条来拉车，陡坡上不会踩刹车，拖拉机不时冲进田边地头，甚至撞在房屋和树上，十天半月下来，车子已经面目全非。那是一个贫穷落后、愚昧无知、胆小怕事的年代，很多人背上了“走资派”、“臭老九”等政治黑锅，搞得很多家庭支离破碎。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后，各族群众看到了黎明的曙光。1978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全州上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吃上了定心丸。“比、学、赶、帮、超”的意识逐步增强。作为一名建国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的见证人之一，我们这些老人由衷地感谢党的一项项惠民政策，感恩改革开放带给民生的福祗，只有党的英明领导，才会有今天日新月异的变化。80年代加宽金江路面，90年代开通程控电话、彩色电视走进寻常百姓家里，20世纪全线贯通县际油路，21世纪大江南北天堑变通途，党的十七大如一缕春风，惠民工程暖了百姓的心窝，家家红砖青瓦，争创“文明户”，户户争当“致富能手”，子女读书有补贴、就医看病有保障、开展养殖得补助，还有最低生活保障，村户间的水、路、电不断完善，逢年过节还要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我们真正享受到了衣食无忧，老有所养、所乐、所为的颐养天年。现在家里的五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其中四个已经参加工作，老二在跑运输。前两年，家里还开办了渔庄，搞农家乐。村里的农用车、机动车一年比一年多，搞养殖、种药材、办农家乐等等，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壮大，成为金沙江畔一道亮丽的风景。想想过去的艰难岁月，展望未来的蓝图美景，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我们这一代人，这一辈子赶上了好年代，火红的日子还会更美好！（龚立义 讲述 洪耀辉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