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老师

父亲已去世35年，他出生于解放前，成长在新中国，一生执着于教育事业，紧跟党走，他对学生的大爱、对同事的友爱，对家庭的挚爱，对我影响至深。

父亲毕业于原昆明师院（今云师大）文史系，大学毕业后到原中甸中学任教（现香格里拉一中），当时的中甸中学条件艰苦，许多农牧民学生解放后才走进学校，老师们手把手从生活起居、写字入手，耐心教育学生。担任校团委书记的父亲，成为年轻学生喜欢结交的人。文革期间，爸爸被下放到中甸五七干校（原中甸县二中）改造学习，当时的二中在金沙江畔。期间，师生们自己动手修建校舍、食堂，种菜养猪，开垦江边砂石荒地，试种了高粱、红薯，还在金沙江边沙地上开辟了果园。小时候，总觉得爸爸的手遍布老茧，平时不修边幅，没有知识分子模样，更像是普通的劳动人民。原来，父亲和同事经常干劳动，食堂人手不够，他会去帮厨，冬天没有柴火，他们去山上砍柴，用木轮车拖回来。在校的生产基地，他也随时参加义务劳动。

由于学校偏居一隅，就医找药难。父亲自学了中、西医，兼任了校医。为了节约药费，减轻师生负担，父亲在课余时间到山上采摘草药，然后晾晒、切割备用。跟在父亲后面，年少的我知道了许多中药知识：大黄治拉肚子、乳香消肿治痛、红血茶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父亲总给困难的师生和村民减免药费，我很好奇：“爸爸，为什么不收药费？你找草药那天不是跌倒了，脚都肿了。”他淡淡地说：“这些都是爸爸自己采的草药，不值多少钱。”

对于工作，父亲却是那么坚持，最苦最累的工作都主动去做。在中甸二中，他参与了迪庆州师资培训班教学，培养了一批中小学骨干教师。文革结束后，他又回到了原中甸中学，担任学校教导主任。因教师少、学生多，他还同时负责教语文、历史、政治，甚至是俄语课任老师，一个星期多达30多节课。做好自己的教学工作外，父亲对同事教学中的请教的问题，从不嫌麻烦，一一给予答复。有几年，父亲的同事惊叹道，父亲分析课题时，竞然猜测到了一些高考试题和作文题。只有我知道，父亲为提高教学水平，利用别人休闲时间，不断学习教学业务知识，还带着学生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函授大学学习，拿到了山西大学中文系函授

大学毕业证。作为云南省高考语文阅卷老师之一，他遇到各地州的同行，总不耻下问，探讨不同时期的学科教学成果。这个阶段，中甸中学有了第一个考取北大的学生，成为云南省重点中学。

父亲对家庭的爱是深沉的，他不容许大家犯错。早年时，在我眼里，父亲就是苛刻得不近人情。成年后，才明白，这是大爱无声，教育你走正路。在中甸一中时，母亲做过单位保管员，保管室里有许多生产生活物资，诸如煤油、纸张、塑料布等紧俏的物资。父亲告诫母亲，单位的东西一针一线也不能拿，家里要用的东西，保管室里如果有的，要自己购买，并且要保留发票收据。80年代，为解决单位同事家属就业，父亲又让母亲换工作，承包了学校的第一个小卖部，自己找工资。小卖部生意好了，有家属提出也要开，父亲又劝母亲退出来。

1984年，我初中毕业时，分数达到了州民族中学录取线，父亲却让我去中甸一中上学，家里人和他起了争执，因为到民中上学可以享受到生活补助、穿到政府拔款买的冬衣，那可是罕见的鸭绒衣，对于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5口之家，是多么向往的事情。可父亲铁青着脸说：“民中是让民族学生上学的地方，每一分钱都要用到农村困难学生身上，我们不能带这个坏头。”那个时候，父亲是州民中建校时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为筹建学校，四处聘请教职人员，堂兄弟要从企业到学校上班，他都不同意。为改善教学环境，他四处奔走，上级部门批准可以配备办公车辆，他却让换成了一辆东风卡车，说是方便学生食堂粮油采买。

1984年，父亲因积劳成疾而去世，他生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去世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多年后，一想起父亲，就不禁想起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要做什么？为了什么？在父亲身上，我找到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