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庆日报》我的良师益友

●殷著虹

“雪山给了你生命的源泉，使你向往着灿烂的春晖；草原给了你无畏的力量，使你勇敢地向前奔腾……”这首题为《高原的溪流》的诗，是我发表在1988年12月25日《迪庆报》试刊号上的诗歌。如今30多年过去了，《迪庆报》从试刊到正式发行，完成了从每周才出一期的黑白四开小报，到今天实现彩色印刷的对开日报的历史性跨越。

    《迪庆日报》创刊以来，秉持“政治家办报”原则，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始终饱蘸理性与激情，为迪庆各族人民而抒怀，为改革开放新时代而放歌。在这30年的春秋岁月中，《迪庆日报》始终以康巴人的宽厚情怀接纳了我，鼓舞我发奋学习，指点我努力创作，让我用文字去抒发内心的感情。

    记得迪庆报社初建时，借用州委一套职工宿舍作为办公和编辑工作地点。那时的我很年轻，在州纪委工作，却很想学习写作，充盈自己的文化生活。于是我三天两头就跑到编辑部讨教写作方法。当时报社人都是从有关单位抽调来的，他们看出了我的心思，在鼓励我努力学习的同时，答应我说：“等报社正式成立后，我们会提出调你到报社工作。” 1989年4月，报社负责人何侃还交给我一份成立报社的报告手写稿，他让我帮助打印后交到州委宣传部。当时我很激动，用手摇打字机一字不错地打印好了这份文件。但还没等到报社成立的批复下来，我就被云南省委党校脱产大专班录取了，在昆明一呆就是两年。

    虽然我与迪庆报社擦肩而过，但当《迪庆报》正式发行的消息传来时，我为之而奔走相告。我是中学时代开始喜欢上了文学的，却苦于所做工作与文化和文学不搭边，更没有遇到能指导我学习写作的老师，一切全靠自己的摸索。所以到省委党校后，我满以为自己的命运将会得到改变。因此在校期间，我在完成必修课之外，硬是啃下了《大学语文》，还几乎把课余时间泡在了学习文学上。同时我还积极给《云南党校报》和《迪庆报》写稿，希望能引起编辑的注意，指导我的学习进步。尽管我有的稿件很快被刊登出来了，但党校报编辑部老师却对我说：“文学创作不同于写作公文，要有文采和形象思维，希望你多改进写作方式。”而迪庆报编辑也对我的文稿提出了类似要求。

    到了1991年，我的写作水平有所提高。就在我即将从党校毕业之前，我便满怀深情地写了一篇《致高原上的棠梨树》的散文，我把高原上满树洁白的棠梨花比作新春瑞雪，它呼唤着万紫千红的景色到来，寓意要为美好季节奉献青春。有道是“言在文中，意在文外”。那时我真希望这篇散文能引起报社的注意，让他们知道我行将毕业，能对我有所考虑。所以我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写道：“我和你走到了一起，成为高原上的一棵棠梨树。”1991年9月5日《迪庆报》副刊发表了这篇抒情散文，可我回到迪庆后不久，就被调到了州国家安全局工作。从此，我的工作更加远离了新闻传媒，远离了文学文艺。

    虽然我无缘成为迪庆报社的人，却仍痴情地做着写作之梦。到了新的岗位后，我仍继续给报社写稿投稿，企盼着那报纸上出现我的文章。而报社并没有拒绝我这个“门外汉”，仍旧一如既往地鼓励我，诲人不倦地帮我修改稿件。尽管那时我的文章都是些“豆腐块”，但我从报纸的各个栏目中受到启发，让我充满着写作的自信心。

    记得我曾写过一首题为《中国草药》的诗，让我得意的是诗歌中我描写着“东壁”和“濒湖”，这分别为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的字和号。而当我把这首诗送到编辑部时，报社编辑对我说：“这首诗标题太大，内容空泛，你最好不要写这类文章，多写点迪庆的风土人情，你能不能重新选择写作路子？”这首诗固然没能发表，却让我受到很大启发，也就这之后，我的一篇散文《草原情歌》受到副刊部的大力举荐，获得全省副刊优秀作品奖。正是获得这一奖项之后，我认知了自我，主动转向到了写作乡土题材、民族题材上。

    也就在迪庆日报社的精心培养之下，我写作能力不断得到了进步。在坚持文学创作的同时，我还坚持写点短小评论和社会新闻，以至于有的读者误认为我是报社的职工。而由于我工作性质有着特殊性，在外工作调研当中不能公开身份，于是我索性说自己是迪庆日报的记者。既然是“记者”，就得有记者的样子，所以在我外出工作期间，凡遇上喜闻乐见的新闻题材，我都把它们整理成简短消息发给报社。其中的《邓小平画像受到藏族群众欢迎》《农布定主送子参军传为佳话》等消息都发在了报纸头版显要位置，我有的评论文章还被报社添加了“编者按”。而就因为我的名字不断出现在报端，也利于了我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多次获得过重要的情报信息，而受到上级机关的表彰奖励。

    可就因为我工作性质特殊，限制了我不能写作自己所从事职业的人和事，也不能与更多与外界联系而泄露个人身份。所以我一直只为《迪庆日报》投稿，始终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娘家”。而作为 “娘家人”的迪庆日报社始终热情地关照着我，为我制作“嫁妆”，把我的文章介绍给读者，对有的作品还给予了奖励。因而迄今为止，我所有发表的文章几乎源于《迪庆日报》。

    也因如此，我十分珍爱《迪庆日报》，发自内心希望这份报纸越办越好。而《迪庆日报》也确实如人所愿，不断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就因为我不想让自己所心爱的这份报纸有任何的瑕疵，所以当我发现《迪庆日报》上的差错时，便会及时向报社作反映。记得，当《迪庆日报》开始在报脚上登载天气预报时，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间是用横线连接的，由于横线很容易被看作是负号，所以我特地到了报社反映这一情况。报社接受了我的意见，从第二天开始，横线号改成了波线号。还有一次我在邮局看到，香格里拉市区的邮政编码从原来的674400改为了674499，而迪庆日报仍延用674400，我向报社提出建议后，报纸上的邮政编码便改为了674499。

    2004年，是《迪庆日报》创刊15周年纪念日。为此我为它写了一首题为《牵牛花》的诗：“当春风吹遍了雪山草原/也吹开了草原上的牵牛花/人们惊奇它的美丽动人/彩色的小喇叭始终光彩悦目/一曲曲吹奏出牧民的新歌/一朵朵装点着锦绣的大地/……”如今又一个15年过去了，三十而立的《迪庆日报》俨然是一副大家风范的气质和落落大方的风度。版面设计优美，技术传播平台更加现代化。她弘扬正气，深切反映着人民群众的心声；她忠诚担当，为自治州的跨越发展传播正能量，讴歌着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

    真可谓：“良师者，乃传道、授业、解惑者也”。30年来我在《迪庆日报》的熏陶下，从最先的几行小诗中一步步走来，成为一名耍笔杆的秀才，不能不说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也就是在她30年的陪伴下，我从最初的天真烂漫文字，发展到描写雪山草原的故事，抒发高山大河的情怀。也就在《迪庆日报》为讲好迪庆故事中，我深深感触到，报社编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在辛勤劳作。他们为了让每天的报纸有着感染力和吸引力，总是用真诚、用热情为读者送上一份欣喜，带来一个惊奇或者是一段记忆。也就在报社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努力之下，他们为作者与读者之间、作者与作者之间架起了情感的桥梁，也为我和他们留下了一种特殊的情结。

    让我难以忘怀的是， 2008年期间，我被抽调到香格里拉县三坝乡哈巴村驻村工作，我是带着写作激情走进农村的，可晃过了大半年的时光，我却像那里的楸树一样——光开花不结果，在没有一篇新作入账的情况下，让我心里直发慌。于是我想找报社编辑交流思想，当我来到报社时，编辑部的人见到我都很高兴，他们以为我是送稿件来的。便问我：“又送什么稿件来了？”我说：“我没稿子。”他们笑了：“没稿子你是来这里干嘛？”显然他们以为我是开玩笑的。结果就因为他们这一笑，还真让我茅塞顿开，我很快返回了农村，很快写出了一篇题为《哈巴村里笑声多》的纪实散文。真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就是这篇“笑声多”被登载在《迪庆日报》周末头版“特别报道”之后，拓宽了我的写作路子，让我写作的方向更为明确，引导着我写下更多“沾着泥土”“带着露珠”“有酥油糌粑味道”的文章。

    有道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深知我的写作能力、写作技巧都还有待于锤炼和创新。但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迪庆日报》，我绝对是没有今天的写作能力。是《迪庆日报》搭建的阶梯，让我拾阶而上，步入成为一名迪庆的本土作家。所以我感谢《迪庆日报》选择了我，培养了我，而我也将在今后的写作中，回报《迪庆日报》培育之恩。不负党的希望和报社的信任，不负读者的期望和厚爱，让自己的作品更加有声有色，有新的提升。

    《迪庆日报》的30年，是我写作的30年。3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瞬间，可对于我个人来说,几乎是风华正茂岁月的一半。为此我愿一如既往地在《迪庆日报》的陪伴中，沐浴她的墨香四溢。为她添砖加瓦，为她摇旗呐喊。和报社人一起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伟大旗帜举得更高，把出彩旋律奏得更响，为实施迪庆“文化兴州”的战略，作出自己应有的奉献，让《迪庆日报》的明天日新月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