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网视点】迪庆纳格拉洞藏经的发现与重生

　　高原密洞发现古老藏经          

　　距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西北约140公里的格咱乡境内，金沙江支流岗曲河蜿蜒穿过，在距当地纳格拉村25公里外高出河水千仞绝壁之上有一个天然形成的巨大洞穴，隐藏在茂密竹林和丛生荆棘之中，多年来不为人知。这里，海拔3300米以上，地形险恶，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仅有一条崎岖的人马驿道与外界相连：每逢冬季，大雪封山；每逢雨季，道路阻断……全年至少有三个月与外界处于隔绝状态。这个洞穴就是纳格拉洞。          

　　2010年9月，几个上山采药的当地村民无意中发现了纳格拉洞，洞穴中藏有宝藏的消息不胫而走，立刻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年10月，在纳格拉村村民协助下，由迪庆州图书馆组织的考察队两次进入纳格拉洞考察，洞内的景象让考察队人员惊叹不已——巨大的洞穴内有大小木房20余间，都有明显人为破坏痕迹，但上千件古老的藏文经书散落在洞中，许多地方还留有火烧的痕迹和被烧坏的经文……考察队员们徒手翻刨，将发掘出的藏经一一装入大编织袋内，由于壁峭林深无法背行，队员们只能一手一袋，每人拖行两袋，将这些藏经从洞中取出。经过两次艰苦的发掘与彻底清理，考察队共抢救出洞穴中的藏文佛经2200余叶。纳格拉洞藏经自此被发现，重见天日。

　　纳格拉洞藏经从哪里来？纳格拉洞藏经的发现，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批人间净土香格里拉的佛经秘典到底从哪里来？又是谁把这批藏经放到了千仞悬崖？这得从茶马古道和藏传佛教说起。          

　　盘桓于中国西南横断山脉间的茶马古道，将滇、藏、川“大三角”地区紧密相连，使之不仅成为茶叶、牲畜、药材的商贸交通之道，也成为沿途各民族的多元融合之道和佛教传播的人文精神之道。而位于滇、川、藏交汇处的香格里拉，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茶马古道的咽喉和要冲。          

　　藏传佛教是辉煌灿烂的雪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藏族文化遗产，藏传佛教理论体系的集大成者，就是历代整理刊刻的藏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分《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共有经典4570部。《甘珠尔》意为佛语部，也称“正藏”，是释迦牟尼本人的语录译文，是佛祖圆寂后由他的弟子们结集、记诵而成；《丹珠尔》意为论疏部，也称“副藏”，是释迦牟尼弟子及后世高僧对佛教教义所作的论述和注疏的译文。历代中央政府对藏文《大藏经》的整理、编纂和刊刻都极为重视。藏文《大藏经》第一次刊刻出现在明代永乐八年（1410年）。此后，明、清、民国各个时期均有对藏文《大藏经》的整理和刊刻，藏传佛教的思想和仪轨，也随着一次次经文刊印而不断传承至今。          

　　元代末年，藏传佛教由茶马古道传入丽江么些（纳西族）地区，并不断传播、发展。丽江版《大藏经》是藏地最早的《甘珠尔》刻本，它开启了藏地刊印藏文《大藏经》的先河，对藏传佛教的传播推广意义重大。丽江版《大藏经》刊刻于1608年，是第十九代云南丽江土司噶尔玛·弥旁索朗绕登（汉名木增）出资刊刻。该经刊刻，历时13年始告完成，依各乘顺序编排，该版藏经共计109函。          

　　由于藏传佛教历史上曾发生多起“劫难”，而每逢“劫难”，佛教僧众常将经籍埋入地下、洞穴等处掩藏，待机缘成熟时重新挖掘出来，这些被掩藏的经籍被称之为“伏藏”。民国时期在云南中甸东旺岩穴内曾出土一箱经籍；上世纪50年代在丽江俄咪尼山洞穴中曾出土20枚密封经丸，它们和这次发现的“纳格拉洞藏经”，都属于“伏藏”的实物见证。据专家初步考证，“纳格拉洞藏经”中，除一小部分为藏传佛教宁玛派僧人常用的法事用书和账目记录外，其余均是藏传佛教《甘珠尔》内容，包括《大般若经》《妙法莲花经》《般若五部经》等。

　　潜心修复 “伏藏”重生         

　　“纳格拉洞藏经” 藏文古籍文献的发现，是茶马古道藏传佛教交流互动的重要见证，也是茶马古道上思想、文化、宗教交流的有力见证。          

　　这些藏文古籍文献甫一发现，立刻得到了迪庆州委、州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组织考察队进行了抢救性挖掘、整理，在挖掘工作结束后，“纳格拉洞藏经”修复工作又提上了议事议程。该文献在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云南省图书馆）介入并上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后，“纳格拉洞藏经”项目修复工作得以在技术和资金等方面得到支持并全面展开。          

　　自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开始实施，11年来，全国范围内各公私收藏机构对所藏汉文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及其他多种形式的古籍文献开展了全面普查登记工作，成果显著，光在藏文文献方面，一批具有重大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珍稀孤罕文献被发现，如，在山南市隆子县发现了保存千年之久专供赞普御用的《喇蚌经》，是距今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吐蕃时期经书；在西藏博物馆发现了元代第三任帝师达玛巴拉大都刻本《释量论》，这是首次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元刻本藏文古籍……而“纳格拉洞藏经”的出现，对元明以来在藏文雕版印刷技术、藏地造纸技艺、藏文书法艺术等方面，皆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科研价值。          

　　2014年9月，“纳格拉洞藏经”被列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专家召开研讨会，对“纳格拉洞藏经”进行修复研究，讨论修复方案。四年来，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受托对这批藏经进行精心修复。业务人手不够，修复任务重，时间紧，怎么办？于是，边培训，边学习，边工作的工作方案得以次第展开。           

　　四年间，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承办的四期“藏文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举办，来自甘肃、青海、西藏、内蒙古、四川、重庆以及云南全省古籍收藏单位的83名古籍修复骨干参加培训。其中，有多次参加过修复培训的藏族、白族、纳西族、彝族、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学员，还有10余名云南省近年来培养的州（市）县的图书馆古籍修复骨干。在古籍修复专家杨利群等的带领下，学员们任劳任怨，怀着一颗对修复工作的赤诚之心，苦练技艺，认真学习，努力实践。          

　　古籍修复工作是一项艰苦、细致、专业性强的工作，“纳格拉洞藏经”中单叶藏经、书砖、黑靛藏经的修复方法、程序、修复工具等都各有不同，而浸泡、清洗、浇洗、湿揭、挖补、镶补、夹接、展平、压平、裁剪、打蜡等等，每一道工序都必须全神贯注，仔细认真，修复对象不同，修复方案和修复途径就不同……在心血和汗水的浇灌下，“纳格拉洞藏经”修复成果日见显现。          

　　要达到该经的完满修复目标，纸的选择和修复法也是一大难题。要知道，几百年的风风雨雨，2000多叶“纳格拉洞藏经”是怎样产生存世奇迹的？最大的功劳之一恐怕还得归功于独特的藏纸工艺。          

　　据记载，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将内地传承了数个世纪之久的造纸术也带入了青藏高原。为了适应高原的特殊自然环境和藏民的硬笔书写方式，入藏的造纸工匠们因地制宜地寻找到了一种新的造纸原料——狼毒草，并利用它逐步创造了独特的藏纸工艺。          

　　狼毒草普遍分布于藏区，有大毒，但成熟的狼毒草根系越发达，毒性也越大，制作出来的纸张质量也越高。而也正因为这种毒性，使得狼毒草纸成为身怀绝技的经书保镖：在藏区，保存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经书不胜枚举，它们之所以历经岁月沧桑而不惧虫蛀鼠啮，就在于狼毒草纸的毒性可以防虫避蠹。加之高原气候干燥缺氧，狼毒草纸所制经书还具备防潮和防腐的特点。为了找到能够匹配狼毒草纸的修复用纸，修复团队分别派专业人员赴省内各地以及西藏、贵州、安徽、福建等省区调研考察彝文、东巴文包括藏文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修复用纸。通过比较与鉴别，最终在安徽潜山选择了专门用纸和纸浆，他们用迪庆狼毒草根汁和纸浆混合，成功创制出“人工纸浆补书法”，为今后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修复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参考价值。          

　　“纳格拉洞藏经”修复工程一共抢救性修复了 “纳格拉洞藏经”2285叶，开启了全国藏文古籍修复的先河，也对全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修复、保护和传承，起到了的示范和推动作用，是中华古籍修复新的、重要的成果，也让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修复工作在全国处于了领先地位。“纳格拉洞藏经”是新发现的三迤大地雪域高原上的文化瑰宝和云岭明珠，同时也是进一步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新成果。高原明珠亮，璀璨焕古今！（云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