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内地学者在维西的社会调查（下）

■马 玉 川

傈僳族祭天仪式。 李贵明 摄

三、傅懋勣的纳西语研究

（接5月13日四版） 傅懋勣（1911-1988），语言学家。山东省聊城人。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字组。1948年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语言学，1950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先后任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民族语文》杂志主编，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会长等职务。

傅懋勣大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当时北京大学已南迁昆明，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共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从罗常培、李方桂两位教授，后因生活所迫，经罗常培教授介绍，到刚从武汉迁到大理喜洲的华中大学任语文讲师。期间，他认识了当时就读于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的维西籍纳西族学生王灿，在与王灿的交流中，他对纳西族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根据王灿的发音和自己的考察，撰写了《维西麽些语研究》（语音部分刊载于《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0年第1卷第4期、语法部分刊载于《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1年第2卷）、《维西麽些语词汇》（刊载于《中国文化研究所汇刊》1943年第3卷）。《维西麽些语研究》和《维西麽些语词汇》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写成的我国较早的一部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专著。

《维西麽些语研究》中，作者介绍了调查的范围和发音人的情况，“我所调查的是维西的麽些方言……我的发音人王灿君，是城东南十五里君仁大村的土著，现肄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师范班，他能说一口非常流利的麽些语。据他说，他和丽江的麽些谈话，完全用自己的麽些话，彼此并无阻碍，可见维西和丽江这两个地方的麽些方言，还没有差别到彼此不能了解的程度。”“……王灿君发音勤谨，毫不厌倦，都使我非常感谢。”文中，还附了王灿的半身照片一张，发音口型照片两张。维西“城东南十五里的君仁大村”史书上又称居仁大村，即为如今的桥头大村，因此，该著作中所记录的维西纳西族的语言、词汇等应当是以桥头大村一带的纳西语为基础的。

在语音部分，他认为“维西麽些语的音韵系统，相当复杂，据我归纳的结果，共有四十七个声母，二十五韵母，五个音调。”他用国际音标记录并深入细致地描述了维西纳西语的音位系统。语法部分详尽地描述了纳西语的语法系统。按照作者的说法，第一节“句的构造”，“叙述维西麽些话里有几个词类，这些词类用在一块的次序怎么样；一个句子可以分为几种成分，这些成分彼此间以及单个的词或一组词和这些成分间的关系怎么样。”第二节“语法形式的功能”，“所分的两项，代表两个观点。（一）可以说是从内向外的看法，目的在表明在这种语言里除了词类意外，还有哪些重要的语法范畴，哪些词类有哪些范畴，哪些范畴怎样构成；（二）可以说是从外向内的看法，目的在表明一共有多少语法形式，每个语法形式一共有多少功用；两项合起来，可以把维西麽些话的语法形式表现得更清楚些。”第三节“词类”，“是关于词类的详细探讨，为什么分这些词类，每个词类的情形怎么样，以及各词类间所发生的关系怎么样，都在这一节里讨论。”《维西麽些语词汇》则像一部纳西语词典，按音序（据声母、韵母）列出纳西语的词汇表，每个词后用汉语释义，并注明借词及类别词。

在维西开展的纳西语研究，为傅懋勣进一步开展纳西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他相继开展了纳西族象形文字和纳西族社会学研究，主要著作有《丽江麽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和《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等，在《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一文中，他还就维西、丽江和永宁三地纳西语中的亲属称谓进行过比较研究。

四、杨时逢、董同和、丁声树等人的维西汉语方言研究

杨时逢， 1903年生，1926年南京金陵大学毕业。曾先后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至研究员等，1949年迁台湾。著作有《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与赵元任、丁声树、吴宗济、董同和合著）、《台湾桃园客家方言》、《云南方言调查报告》、《湖南方言调查报告》、《四川方言调查报告》等。

丁声树（1909-1989），河南邓州人，语言学家，词典编纂专家。1932年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任助理员、编辑员、副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曾主持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昌黎方言志》，编录《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与他人合著有《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等。

董同和（1911-1963），音韵学家。江苏如皋人，生于云南昆明。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6年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先后师从王力、李方桂学习音韵学，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助手。1949年迁台湾。著有《中国语音史》、《厦门方言的音韵》、《4个闽南方言》等。

194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杨时逢、董同和、丁声树等人对云南汉语方言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点遍布全省，收集到的资料十分丰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调查时段内云南省内各地汉语方言的特征。调查结束后不久，新中国成立，南京“国民政府”败退台湾，这些调查材料也随“中央研究院”迁台而带到台湾，后经杨时逢整理，赵元任审阅,于1969年在台湾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六《云南方言调查报告(汉语部分)》”出版。该《报告》在分地报告中对各调査点的语音特点都做了详细的调查记录，主要通过声韵调表、声韵调描写、与古音比较、同音字表、音韵特点几个部分来描写分析各地方言语音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特点。在《综合材料》部分，一是以狐假虎威的故事作为发音文本，用国际音标分别记录了全省101个县的发音（当然也包含维西的发音）。二是以列表的方式，用汉字标注或国际音标记音的方式分别记录了全省101个县对“我”、“你”、“他”、“的”、“现在”等50个常用词的读法。《云南特点及概况》分为分析特点表和分区概说两个部分。最后为云南方言地图，共64幅。

这次方言调查在维西选取的调查点为桥头、叶枝两地，发音人为叶枝（书中记为葉子村）人，以序号记录为“80，23岁，公务员，中学毕业，幼儿时在本地读小学，教师方言为本地话，住过贡山一年、德钦一年、昆明半年余。”语言分析方式与其他分地报告一致。

杨时逢、董同和、丁声树等人在维西开展汉语方言研究时，维西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汉语方言受普通话及其它地区方言影响较小，因而，该文记录了以叶枝为范本的维西汉语方言的最本真、最原始的特征，对于进一步研究维西汉语方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比如，在声韵调描写部分，调查者认为“维西有二十三个声母，依照发音部位分为p、 t、 ts 、tʂ 、tɕ、k、o七组”，（“o”表示无辅音声母，代表元音或半元音起音），其中“p组有p，p‘，m，f，v。ｐ，p’，m都很硬性，p‘送气很粗重，m后带浊塞，f，v摩擦也较强”；“i近标准元音i，在tɕ组后很紧，摩擦也很强，在ｐ，ｔ组后略松”；在同音字表中，“思师狮斯”、“士事四似侍寺”是声母为“s”的同音字，等等。

由于这次调查选取的调查点相对单一，发音人“每县找两个”，而灌制唱片进行记音的仅为一人，该报告在维西方言特点的总结上，亦有不足之处，比如，维西方言中[f]、[x]（注：[x]为拼音字母h的音标）两声母在与韵母[u]相拼时均读作[f]，如“老虎、门户、在乎、糊涂、符号、衣服”等等，但在《调查报告》的同音字表中将“符扶拂服福”、“府腐”、“附妇父负”和“胡狐忽”“虎”“户斛”分别列为[f]、[x]两个声母与[u]相拼构成的音节。又如，“物无武务”和“乌吴屋握五午”等字维西方言声母均为[v]，但在《调查报告》中，“物无武务”的声母为[v]，“乌吴屋握五午”等字则列为无辅音声母的音节。如此等等。这就需要后来的研究者不断加以完善了。

令人感叹的是，调查完成后，三位调查者被海峡阻隔，董同和先生也于1963过世，文稿的最终定稿只能由杨时逢先生独自完成。杨先生在《自序》中写道“我在这里深深的表示感念丁声树、董同和两位先生，就可惜丁先生交通阻绝，董先生已作古，看不见这完成的报告了……本书在今日完成，我不能不追感他们两位。”杨先生所追感的不仅仅是其他两位与他风雨同舟而又天各一方的调查者，还应当有自己永远无法回望的云南一百多个县的山山水水……

如今，当年的研究者，最年轻的张正东先生离开维西也已经七十多年了。翻阅这些文献，我感叹于他们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当年的维西，没有一寸公路，学者们不仅要克服生活的困难、语言上的不便，还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正如陶云逵先生所言，“从昆明去三日汽车到下关，改骑马，五日到丽江，再六日可以到维西。”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与当地百姓同吃同住，同歌同舞，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往前线栗洒地、普沟沦一带观战”，“烧仍未退，勉力而行，四十里，抵亲尊，宿居棚中烧转剧。”“雨，烧略减，冒雨而行。”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写就了一篇篇关于边地的文章，向外界介绍了维西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介绍了这里的民族、这里的文化、这里的风情，给许许多多的后来者提供了与前人对话的机会和空间。我感叹于他们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学者们所撰写的每一篇文稿，都凝聚着他们的心血，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亲历的事件、别人的成果都做出具体的说明，体现了文稿的真实性和对别人成果的尊重。如，陶云逵在《俅江纪程》中写道“午后巫师来，请其‘作法’，并询其传授之法，法术种类及其他相关问题，摄影。”在介绍叶枝等地的海拔时，写道“叶枝，茨宗，白汉罗，打拉，次开五处的地高是由静生生物调查所俞季川先生（注：后改名俞德浚，著名蔷薇科植物分类专家，曾在丽江、维西、德钦等地开展植物学调查）供给，余地地高记录都是我个人的”。在确定考察线路时，他也尽量避开前人的考察线路，另辟新路。张正东先生的调查报告小到一句傈僳语的注解，大到傈僳族赋税的承担，都尽可能作出详细而又严谨的叙述。当然，文章的不足之处，作者也有正确的认识，正如他们自己所言，“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包罗万象的，本文中自有不少遗漏，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补充和修正，同时也竭诚希望读者的指教。”“这种分析与归纳，只能以我已经得到的材料为限，也只能算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凡是受外路影响太多的，他的读音总不一致，常常遇字踌躇。反之，乡音纯粹者，遇字毫不犹疑的就读出来……在各种记录或灌制材料当中，还是慢慢问的字音或词类最靠得住。”我还感叹于他们学术报国的家国情怀。在中华民族抵抗外敌侵略的关键时期，学者们抱着学术报国的远大理想,不畏山高路险，深入边疆，深入各少数民族同胞之间，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习俗，推介他们的文化，探索边疆治理的新途径。有的还亲自参加边地服务工作，为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