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内地学者在维西的社会调查 （上）

●马玉川

传承纺织技艺。

《目刮》唱起来。

演奏傈僳族传统乐器。

维西地处边陲。历史上，由于经济文化发展滞后，除了一些政务公文外，留下的文献资料并不多。清朝年间，曾有余庆远随其兄在维西生活了一段时间，写成了《维西见闻纪》，该文以其所记录的维西独特的历史文化特征，历来被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学者们奉为圭臬。

民国时期，面对虎狼环伺、战争不断的社会环境，不少学者抱着学术报国的理想和信念，开展大量的边地调查。抗日战争期间，随着内地高校南迁，特别是在西南联大成立后，大批专家学者云集云南，给云南带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维西也逐步进入了内地学者们的视线。他们先后来到维西，有的开展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有的开展语言学调查，有的开展边地服务，还有的从事生物学研究（本文对生物学研究不做讨论），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傈僳族社会历史研究领域，陶云逵、张正东的学术成果已经成为了该领域研究的重要范本。诚然，这些学者们来到维西时，有的刚大学毕业，有的刚留洋归来，年龄不过二三十岁，但在维西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却为他们打开了一道民族文化的大门，为此后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陶云逵和他的傈僳族社会研究

陶云逵（1904-1944），民族学家 ，人类学家 。1924年就读于南开大学。1927年赴德国，先后于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攻读人类学、遗传学和民族学，获博士学位。1934年起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编辑员。后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主编《边疆人文》杂志。理论上，早期主要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后期则以少数民族生活制度“现代化”为目标，开展民族学理论研究，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研究等领域著述颇丰，对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和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的发展亦有突出贡献。

1934年秋至1936年春，根据中央研究院的安排，陶云逵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凌纯声、技术员赵至诚、勇士衡到云南开展民族调查。到云南后，调查组分为两组，陶云逵与赵至诚为一组，先后赴丽江、中甸、维西及滇缅、滇越边境等少数民族地区作民族学调查。调查中既开展体质测量，也详细调查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就目前的资料来看，这次调查，他在维西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如：在《碧罗雪山之傈僳族》一文中，作者在维西拍摄的图片较多，如：“澜沧江上游小维西对岸傈僳山地”“澜沧江上游，石登阑坪间”“维西罗锅之傈僳跳舞”等），调查范围涵盖维西澜沧江流域全境。在《俅江纪程》中，他写道：“自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两年之间，我走了不少的路……。我把这段日记写出来，也许有点实际的用处，就是给预备到那区域的人，一个途纹上的参考。”他特别强调：“自叶枝往西，走北路渡澜沧江越碧罗雪山、怒江、高黎贡山至毒龙河，然后走南路向东渡同名的山江之南段而达小维西这条线路及其所包括的区域，很少有人到过。”世居于碧罗雪山两麓的傈僳族的社会形态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虽然，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研究边疆人种及语言，携带的设备也主要是从事人类学研究所需（如人体、面部、头部测量尺、眼色表、皮色表、发色表等），但他这次维西之行的主要成就却体现在社会学研究上。其著作中，涉及维西的文章主要有《碧罗雪山之傈僳族》（注：“傈僳”原文均写作“栗粟”，本文统一为“傈僳”）《俅江纪程》、《云南怒山上的傈僳人》《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几个云南藏缅语系土族的创世故事》等，计十余万字。

《碧罗雪山之傈僳族》最早刊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本（1948年），共分傈僳之名称及其现代分布、傈僳之自然与社会环境、傈僳的文化、结论四章。作者自称《碧落雪山之傈僳族》“是傈僳民族志，其主要是将民族文化的各方面，客观地描述出来”。在第一章，作者详细列举了从唐朝《蛮书》至民国年间作者所能及的中外文献资料，对“傈僳”之名称进行了详细考证。在第二章，作者简要叙述了“傈僳”生活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方面，他认为“现代傈僳分布的中心区域是在怒江、澜沧江上游，即是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之北段山中”。在谈到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以及云岭雪山时，他特别强调，“这三座山和两条江，作者均亲自走过。但所走的途径并非其山之最高点，而是交通要道。”并根据自己的观测记录当地的地高（海拔）、气温、动植物分布以及矿产的种类和利用。比如，在“气温”一段，作者写道“……高度越高，温度越低。这是作者亲自经验到的。譬如在澜沧江边的一个中午，我们只能着单衣，温度在华氏75°，在第三日在碧罗雪山上的孔道上，高3562公尺，同一个时辰，也是晴天，我们着了绒衣，夹上衣，又加夹外套，温度在华氏50°。”在社会环境一节，作者则重点论述了傈僳“与邻族的关系”，并依靠一些史志资料（如夏瑚之《怒俅边隘详情》），叙述了“汉官设治”的情况。全文的重点在第三章，即“傈僳的文化”，对于傈僳族的文化，作者分物质方面、社会方面和精神方面三个部分展开叙述，在“物质方面”，他详细介绍了傈僳族“食品原料，制作方法，餐法与用具”“房屋”“衣饰”“交通”“狩猎”，即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在“社会方面”，作者从男女社交、嫁娶、生育及命名、丧葬、姓氏与部落、战争与武器六个重点分别加以叙述。在“嫁娶”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进行论述时对特殊现象的单独分析，在介绍完订婚的基本礼仪后，作者特别强调“在澜沧江左岸维西属之云岭雪山之傈僳，定婚风俗略有不同。”并具体介绍了他们（云岭雪山之傈僳）在定婚阶段的风俗习惯。在“姓氏与部落”部分，作者指出“傈僳政治很早就没有独立自由。可以叙述的地方很少。在民国以前……土司管辖”，“但在山川阻隔，土地贫瘠（的地方），汉官都不过问，而土司又少经营，故傈僳在政治上尚有相当独立性质”。 在“战争与武器”部分，作者则以自己所亲历的事件为依据讲述了傈僳之勇敢。“1935年10月作者有一个机会，经历傈僳反叛，汉官讨伐的战况……到腊早居住数日，并往前线栗洒地、普沟沦一带观战……然单身入敌营，其勇敢可见一斑”（这次“傈僳反叛，汉官讨伐”的情况，若干年后来到维西的张正东先生的文稿里也有记录）。在“精神方面”，作者叙述了宗教、艺术、语言和传说（在这节的小序里作者称“在这一节里，我们叙述宗教，艺术，狩猎、语言”，实际上“狩猎”部分在第一节中就已做了描述，本节没有涉及，但在本节中增加了“传说”）。在他的调查过程中，曾经在叶枝居住过一段时间（在《俅江纪程》中有所记录），作为人类学的研究者，他对民族文字是应当有所关注的，从他“傈僳没有文字”的记录来看，当时汪忍波（叶枝人）所创制的傈僳族音节文字并没有得到普及，当地百姓对该文字的认知度还不高。在第四章，作者从“傈僳族在云南各土族中之位置与关系”“傈僳族来源之推测”两个方面对全文做了简单的总结。

总体而言，在文稿中，作者尽可能将自己所到过的地方、经历过的事项都描述清晰，并将大量的史志资料、考察中拍摄的照片以及调查组成员赵至诚所作的绘画穿插于相关章节（所附图片、绘画达41幅、组，既有澜沧江两岸的景色、傈僳族的住房、澜沧江上的溜索，也有傈僳竹席、土布的花纹，还有傈僳族武装人员、箭筒、弩弓等），资料丰富，图文并茂、形象生动，为我们展示了民国年间傈僳族社会的全貌。

《俅江纪程》原载与《西南边疆》1941年第十二、十四、十五期，是一篇日记体裁的文稿，文中详细记录了作者一行自叶枝出发，往北到茨宗（今茨中），翻越碧罗雪山、过怒江、再翻越高黎贡山到达毒龙河（今独龙江）一带，然后走南路向东返回到澜沧江畔之小维西的全部经历。文章记录在维西境内的历程有五天，其一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叶枝”，讲述了在叶枝的准备工作并介绍叶枝村寨及王氏土司的一些情况。“仍往王土司家。这两天主要的工作，是打听去菖蒲桶的线路和俅子江（毒龙河之俗称）的情形……从前王土司管辖的地方很广，北达阿墩子，南及云龙县境之沿江一带，西至俅江，东达丽江……”，“叶枝寨子相当大，有二三百户，并有一条街子开着几家商店。环寨有断续的围墙，俨然是个小城……土司衙门颇伟大辉煌，为自大理而后，所见之最可观的建筑……叶枝为云南西北入藏必经之道，也为滇西北汉化的终点，自此而北，汉户渐少，水田、商店也随之失去。”其二是“二十八日康底”讲述了自叶枝出发到康底的情况，“六时起床……行约五十里，至午后四时，抵康底。康底居民三十家，大半麽些，少数汉人。寓王土司别墅，是一所中国式的小楼房”（“康底”，据王氏后人及当地人所述，似为如今的梓里）。当谈到当地人见到“着西装的，认定是会治病”，他们住下后便陆续有人来找药时，他写道：“这地方之能信药品，西药，要归功于传教士”。其三是“二十九日茨宗”。讲述从康底出发到茨宗的经历，“晨七时启程，二时抵大石头，因其地山壁有突出之大石一块，上镌藏文。维西境至此而止。”在当天的记录中，他讲述了自己和同伴第一次过溜时的情景。面对当地人习以为常的过江方式溜索时，“虽然簇新的溜索，我仍有点胆寒。而赵君及同行工人们（都是未曾溜过的），都忧形于色。”结果只能“带溜”，“最可怜的是马匹，也是过溜，动物怕死的，眼精（睛）表情，真跟人一样，”这使得陶云逵不得不感慨“大体凡活的东西都怕死”。在谈到选择去贡山道路的理由时，陶云逵认为“自叶枝至此，这一股路，我和Princ de Orleems走的相同。当晚打听去贡山的路线。知有两条，一为翻越碧罗雪山北路到怒江，一为南路。我因de Orleems走北路。而有相关记录，所以决定走南路。”文中还介绍了茨宗村民的宗教信仰、教堂的建设等情况。其四是“六日岩洼坪子”。“向东北行，约五十里，云岭雪山在望，此山吾自中甸去维西时越过，回首西望，则高黎贡山已雪满山巅……至岩洼坪子，高2100m，住一傈僳家，其房屋是用整个木头横垒起来……”。其五是“七日小维西”。“八时起身，下坡，十时抵澜沧江边，江水宽阔，心胸为之一爽。岸边停一舟，唯无舟人，乃往村中高呼，半晌始有人出，请其划渡对岸……南行约三十里，抵小维西”。在他看来，小维西是一个纯粹的汉式小镇，“自八月二十七日离叶枝后，踉跄荒蛮之中，至今日始复得接触一点‘本位文化’，譬如大门上的红对联，瓦片房，堂屋摆的长案，八仙桌，靠背椅子，茶几，盖碗茶，一两本教科书，墙上一副对联，和白铜水烟袋等等故是汉人文化的色调。”他同时感叹到“这是自离开叶枝后，直到今天以前，所未曾遇到的，我对这些东西，感觉到特别可亲可爱。”文中两次出现“九月一日”，并依次记完当月的主要行程，而后又按顺序记录了十月一日至七日的行程。即使按农历记，当年亦无闰月，两次出现“九月一日”及当月的相关记录，要么是作者在整理文稿时稍有疏忽，要么编辑人员在审稿时不曾留意，也有可能作者在撰写文稿时西历夏历混用了。笔者将《俅江纪程》与《碧罗雪山之傈僳族》一文进行反复对照，也没能查得端倪，这当是该文留下的些许遗憾。但若从文稿所记录的内容加以分析，全文共有67篇日记记录了68天的考察行程，记录的内容没有出现重复的情况，由此而知，陶先生等人“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叶枝”启程到“十月七日小维西”是一个完整的考察历程， “十月七日”应当到十一月了，他们的这次俅江之行历时70天之久。

《云南怒山上的傈僳人》是一篇游记题材的散文，原载于1942年出版的《旅行杂志》第十六卷，第十期，作者写道“我在云南边地走过一年半，这篇短文中所要叙述的是滇西北区，怒江澜沧江之间怒山上的傈僳人。”离开维西多年，先生对这里的傈僳族同胞依然念念不忘。编者评论道“先生著作甚为宏富，抗战以前一年即到云南省西部，气候复杂而文化材料异常丰富之区，作一年半的旅行，于是看到群山中‘猛然间闪出了一片平原，绿油油的田地整齐的庄院。’这种地方的居民，是围猎野兽，饮酒跳舞，从歌声笑声欢呼声中产生了爱情，产生了快乐与有意义的生活。”《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中作者根据自己的经历介绍了傈僳族分布区域的地理状况、气候条件以及维西傈僳族、纳西族（麽些）的人口数量。《几个云南藏缅语系土族的创世故事》则记录了作者在维西罗锅村和岩瓦村收集到的两则民间传说，其中在维西罗锅村收集到的民间传说在《碧罗雪山之傈僳族》中也有讲述。

二、张正东等人在维西的社会活动

张正东（1919-1997），1960年前曾用名张征东，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社会学家、民族学家，1938年10月-1942年7月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在吴泽霖教授的推荐和支持下，在丽江等地开展民族调查。1946年2月-10月在丽江中学任教，同年11月-1949年7月任丽江师范学校校长，解放后先后在云南大学、昆明第十二中学、第六中学、第十五中学任教，1957年7月-1979年8月在贵州民族学院、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学研究，1979年9月后在贵州民族学院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要了解张正东等人在维西的社会活动，我们得先了解吴泽霖与边胞服务站的设立。吴泽霖，江苏常熟人，1927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任教， 1941年2月起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任教。1942年初，面对日军侵占缅甸，逼近我国滇西边境的形势，吴泽霖产生了组织一个团体，开展边疆调查，服务边地民众的想法，这一想法与新生活运动总会的工作思路不谋而合。在双方的合作下，边胞服务站应运而生。在吴泽霖教授努力的同时也得到了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资助, 云南省卫生处等单位也给予了部分防疫和治疗用的药物支持。1942年7月,丽江边胞服务站成立( 墨江服务站成立后，丽江站改名为第一边胞服务站，墨江服务站为第二服务站) , 吴教授推荐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当年的毕业生张正东、邝文宝, 教育学系当年的毕业生李觉民（在校时曾用名张翰杞）和一位纳西族女教师赵银棠（丽江人，第一代纳西族女知识分子，著有《玉龙旧话》、《玉龙旧话新编》）以及其他几位青年, 到丽江地区开展边胞服务工作。在三年半的时间内, 该站先后在云南丽江、维西、德钦、宁蒗、贡山、福贡等县、区(设治区) 从事过医疗卫生、国民教育、抗战宣传和民族田野调查等工作。根据吴教授的指示,服务站还在纳西族、傈僳族和藏族聚居地区收集到200多件文物和照片，于1943年2月送抵重庆, 并于同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在重庆夫子池展出。当时前来参观展览的有重庆《新华日报》社的主要负责同志,还有不少在重庆工作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吴教授主持这个展览会是为了向有关方面和城市居民介绍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情况, 希望引起各界人士对边疆建设的重视。五十年代院系调整时, 这批文物由清华大学移交给中央民族学院收藏、利用。

在滇西北开展边胞服务期间，张正东先后撰写了永胜、中甸、维西、宁蒗、德钦、贡山、福贡七县（设治局）有关民族调查的专题资料，发表了《德钦纪行》《傈僳族的创世传说》等文章。

《云南傈僳族调查报告》与《福贡设治区调查报告》《贡山设治区调查报告》写成后，交给了时任西南民族学院教授的吴泽霖先生，吴先生将其交存与学校图书馆。1986年，图书馆将其编印成册，名称为《云南傈僳族及福贡贡山社会调查报告》，书中称“《傈僳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成稿于1945年左右，原稿署名张征东……《福贡设治区调查报告》《贡山设治区调查报告》大约成稿于1945年，作者不详”。张正东教授得知后，写信索要了该文稿，并做了部分修订，由石开忠教授收录于《张正东文集》（2014年12月出版）。（《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物志》以相同标题转载该报告，同期，吴光范先生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物志》转引了全文，并将《傈僳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与《福贡设治区调查报告》《贡山设治区调查报告》分开，列入其校注的《怒江地区历史上的九部地情书校注》。本文引用的文稿以《张正东文集》为准）。

张正东先生在维西的调查成果主要体现在《云南傈僳族调查报告》《维西调查报告》中。

《云南傈僳族调查报告》共分民族名称、地理环境、历史传说、宗教及信仰、社会组织、婚姻、丧葬、经济生活等十三章。与陶云逵先生的《碧罗雪山之傈僳族》不同，张正东的文稿不分轻重，每个部分都有较为全面的叙述。在民族名称一章，其分为自称、自译本族名称之意义、汉族对本族之称谓、本组对其他民族之关系、与汉族混合情形四个部分，重点叙述了傈僳族与当地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以及相互间在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在地理环境一章，记录了傈僳族分布的区域、地形及气候、物产等。气候部分则详细记录了边胞服务站在维西县城测得的1943年11月至1944年10月的月室内平均气温和维西天主堂在1939年2月至1940年3月测得的室外月最高和最低气温、维西县城1941年1月-12月降雨量、小维西1941年全年降雨量。教育一章中的是否有文字一节，他介绍了汪忍波创制的文字：“维西县叶枝乡岩瓦洛村凹士波于十年前创作傈僳文字一种。其要则系将音同之字以同一形体表示之。全部单字约八百个。现县属之康普、叶枝两乡习之者渐多……目前各处识者三百人左右。”应当说，张正东是最早向外界介绍维西傈僳族音节文字的人之一。

在《云南傈僳族调查报告》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张正东在维西期间的一些情况，除了上文所说的在叶枝与“凹士波君”的交流外，他还在拉嘎洛、施根登等地开展过相关工作。在拉嘎洛村，他看到了当地百姓的“祀神仪式”。在施根登村，他看到了“国内各宗族文化交流之一明显例证”：在该村“傈僳家中有祠堂，中间祀‘天地国亲师之神位’，左侧祀‘东厨司命定福府君’，右侧祀‘本音蔡氏门中历代宗亲’，贴鲜红春联。还见岳武穆、文天祥之门神。”由此，他认为，在“维西澜沧江沿岸若干村落”，由于“汉傈杂居”，“故多数傈僳均能操汉语，而其生活习俗，也多受汉人影响。”

《维西调查报告》文本已无法查找，但根据《福贡设治区调查报告》《贡山设治区调查报告》的记录来看，《维西调查报告》撰写时间早于《福贡设治区调查报告》《贡山设治区调查报告》，而且在内容上比《福贡设治区调查报告》《贡山设治区调查报告》更为详细。文稿体例则基本一致，主要有本区包括地域、本区住民情况、政治改革、交通建设、卫生设备、土地及屯垦、畜牧、森林和经济作物、矿产、水利、文化教育、民生以及其他开发方案等内容。

《福贡设治区调查报告》《贡山设治区调查报告》也有一些关于维西的记载，比如“本境内现有交通情形……由福贡至维西，共有四路第一由上帕北行至龙马乡之挖咱转东翻越碧罗雪山（怒山之脉）至南坪（兰坪）属之富川，渡澜沧江后在翻越碧罗雪山（云岭之脉）至维西县城……由挖咱至富川一段未曾修过，异常难行……此路全长三百八十里，经六日可达”，“本区（贡山）逊清之际归维西厅所属之土司管辖”等等。

当然，就《张正东文集》的文本来看，三篇调查报告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地名上错漏较多（如在谈及福贡至维西的道路时，作者就把碧罗雪山和云岭山脉混在一起了，富川到县城，翻越的是“云岭之脉”，而非碧罗雪山），但如果把时间放在七十多年前，当是瑕不掩瑜，后来者在阅读时多加甄别就是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吴泽霖的同意和指导下，边胞服务站还在宁蒗和维西的少数民族村寨开办国民小学，协助筹办了维西县立中学（由张正东担任县立中学筹委会指导主任，并帮助聘任教学人员），参与编辑、出版了《维西周报》，参加《维西县志稿》的编纂。1994年8月，维西一中建校50周年之际，张正东教授欣然题词“发展民族教育，培养四有新人”（注明了其1960年前曾用名“征东”），并撰写了一篇题为《我对维西一中同学们的几点希望》的短文，在文中，他写道：“我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离开维西县的，到现在已经近半个世纪了，今后我不一定有机会来维西同大家见面，现特利用纪念校庆的刊物，同大家谈谈心，就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提出几点希望，与我校各民族青年共勉。”不料，张先生一语成谶，1997年，他带着“不一定有机会来维西同大家见面”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图片由维西县文化遗产保护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