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文化在迪庆绽放光芒

　　关于傈僳族的记载最早见于唐朝文献，史籍称“栗粟两姓蛮”或“栗蛮”及“施蛮”、“顺蛮”，均属“乌蛮”支系。与唐朝并存的南诏国对傈僳族的称呼为“傈师侯”、“力苏侯”、“傈僳侯”。由此可见，自唐以来傈僳民族的自称和他称都定位在发音为“傈僳”的范围之内。傈僳族当时居住在以四川宜宾到云南迪庆境内的金沙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对迪庆、丽江等地的地物进行了命名，有些沿用至今。比如金沙江在傈僳语中叫“孤独乃以”、澜沧江叫“罗措乃以”，其中“孤独”可能是“出境、高山之水”的意思，而“罗措”却有“峡谷中奔腾而下”的意思，河流之名与澜沧江在迪庆境内峡谷耸立、落差巨大、激流奔涌的事实相吻合，估计汉语“澜沧”是傈僳语“罗措”的音译。傈僳族《创世纪》称丽江境内的玉龙雪山为“我罗王贡”，“我罗”有家乡的意思，“王贡”是“雪山”的意思，后被汉语音译为“玉龙”。

　　在傈僳族《祭天古歌》之《唤祖》中，也提出了“腊苯”（傈僳语：指今白族）、“腊罗”（傈僳语：指今彝族）两族的概念，说明傈僳族在当时已经形成了独立的民族。由以上历史资料可以肯定，傈僳族部落在唐朝之前，已经全部完成从黄河上游的“蒙汗滴里”（青海湖）到中国西南的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并且在今天迪庆、丽江的澜沧江和金沙江流域定居下来，形成了完整的部落集团和民族体系。

　　唐朝时期的傈僳族分布在今川、滇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两岸的广阔地带，也就是当时南诏国的北方疆域、吐蕃的南方和唐朝的西部边境，其地理上的分布与今天的傈僳族分布格局大致相同。只是大部分傈僳族仍然生活在澜沧江以东，还没有迁徙到怒江流域。

　　唐朝后期，由于南诏与吐蕃联合与东部的唐朝对抗，并攻击四川，迪庆境内的傈僳族部落处于吐蕃与南诏之间，属于战争后方，没有受到南唐之战的严重波及。而居住在四川西部今西昌地区的部分傈僳族受“勿邓大鬼主”帮助唐朝抗击吐蕃的战争影响，逐渐往金沙江上游的傈僳族聚居地迁徙。由于这一时期迪庆、丽江、剑川境内社会相对平稳，生活在此的傈僳族具备了梳理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社会条件，生产方式从狩猎和游牧逐渐向农耕时代过渡。《祭天古歌》和傈僳族的一系列口传史诗也在这一时期相继完成，并得到完善。

　　哇忍波发明傈僳族音节文字之后，搜集整理的傈僳族《祭天古歌》第一章就是《仆帕苦》，翻译成汉语是《唤祖》的意思，这是傈僳族祖先崇拜的文献证据，对傈僳族的族源以及历史研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仆帕苦》是以呼唤祭天师的形式进行演唱的，《唤祖》从呼唤第一代祭天师“哇阿友”开始，依次是“哇缅欧”、“哇那佐”、“哇然光”、“哇迪力”、“哇爱努”、“哇欧努”、“欧巴夸”、“哇那独”、“阿王简”、“哇那扁”、“哇来独”、“哇此独”、“哇扩白”、“哇布努”、“哇都努”、“哇果倮”、“哇克里”、“阿纳宝”、“哇忍波”。哇忍波就是现在傈僳族学术界有统一认识的第二十代祭天师“哇忍波”，由以上二十位祭天师的姓氏可以看出，傈僳族祭祀天神的活动是由傈僳族中的“鱼氏家族”完成的。我们按每一代祭天师活50年计算，到哇忍波这一代祭天师去世的时候，傈僳族的祭天活动延续了二十代，至少是1000年。据史料记载，哇忍波是于1965年去世的。由此上溯1000年，说明傈僳族独立的祭天活动最迟在公元960年就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上是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傈僳族主要居住在滇西北一带。

　　宋朝时期，傈僳族一直生活在大理国北方，与唐时期居住格局大至相同，地域北邻吐蕃，属大理统辖。由于大理国依附宋朝，大理国与吐蕃之间时战时和，傈僳族部落也卷入了两大集团的战争之中。这个史实在《祭天古歌》之《咀色麦色》的篇章也有所披露，“咀色麦色”是“开战打仗”的意思，是傈僳族古代军队在战斗之前乞求战神的祷词。长诗第二章节中明确地提到了白族，诗中说道“居住北方的三勇士、江河下游的两勇士和白族人中的两勇士，是猎杀北方之鹰的好男儿。”说明傈僳族当时身处大理国与北方吐蕃对抗的前沿。居住北方的两位勇士是谁呢？就是傈僳族自己。江河下游的两勇士，可能就是参与战争的纳西族部落。

　　南诏、大理与吐蕃的边境争夺战场从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到四川境内的雅砻江纵横数百里，时断时续。傈僳族部落恰巧就居住在这些地区，维西永春河谷和金沙江边的塔城、其宗等地处于大理与吐蕃战争的战略咽喉，长期成为双方反复争夺的关键区域。傈僳族部落处于两大势力的夹缝之中，面对时战时和的战争双方，在军事和政治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据丽江石鼓铭文记载，明嘉靖二十七至二十八年（公元1548年——1549年），吐蕃两次派重兵进攻临西县（今维西县）及巨津州（今丽江巨甸），丽江土知府木高率兵与之作战。在攻打临西的几次战役中，傈僳族兵丁都置于战斗的最前列，用巨木撞击城堡，利用“弩弓队”为前驱征战，几次击败侵占临西的吐蕃武装。由于木土司推行封建大民族主义，甚至为了防止傈僳族部落串联反叛，执行禁言政策。傈僳族部落无法忍受木土司的苛刻待遇及残酷战争，在乔氏族首领“木必扒”的率领下，于公元16世纪末率众西迁。他们渡过澜沧江，翻越碧罗雪山，抵达怒江两岸。这是进入怒江地区最早的一批傈僳族，也是继青海湖西迁以来，傈僳族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迁徙。直到今天，维西在傈僳语中叫“洼巴牧”、“若牧”，都有故乡的意思。而怒江地区在傈僳语中叫“怒牧”，意思是“怒族人的地方”。由此可见，迪庆地区在傈僳族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傈僳族部落第二次西迁之后，迪庆地区并没有丧失傈僳族文化的主要地位，傈僳族文化以主流文化在维西广大地区传承着。据有些学者推测，可能在明末清初，曾经形成过一种傈僳文字或者文字雏形。

　　1802年冬天，由于不堪忍受清朝流官的残暴统治，维西傈僳族领袖恒乍绷领导傈僳族人民进行了反对清朝反动统治的起义，起义历时3年，参与民族除傈僳族外，还有纳西族、藏族、怒族、白族、汉族等，起义覆盖三江地区，进行了上百次规模不同的战斗。起义失败之后，数以万计的傈僳人民从迪庆、丽江等地陆续迁入怒江流域，并且沿怒江和独龙江而下，迁徙到保山、德宏、缅甸的密支那、泰国、老挝等地，形成傈僳族历史上第三次大迁徙，整个傈僳族社会的人口重心也由迪庆、丽江地区向怒江流域倾斜，傈僳族也从此成为散居东南亚各地的跨境民族。

　　当我们重新梳理傈僳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记忆的时候，迪庆这片土地成为无法回避的必经之地。因为从第一次在汉史书中看见“傈僳”二字的公元600年前到2008年的今天，傈僳族作为迪庆地区的主要土著民族，在雪山峡谷之间繁衍生息了1400多年的时光，长达14个世纪。

　　迪庆成为傈僳族聚居历史最长的地域，傈僳民族也在迪庆境内生活的漫长岁月中，留下了苍凉的历史印记和灿烂的传统文化，成为傈僳民族精神宝库中不可忽视的经典，迪庆这片土地也因此在傈僳民族文化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但愿更多的傈僳学者加入到迪庆傈僳族的研究之中，逐步开启这部厚重史书的神秘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