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的遗产

——读《苏郎甲楚藏学文集》有感

　　朋友将《苏郎甲楚藏学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8月版）送给我，请我为这位可敬的老人写点什么。这个任务使我非常为难，因为我对藏学一无所知，是一个十足的门外汉。出于礼貌，我每天晚上抽出一定的时间，基本上读完了老人这本18万字的专著，写下了一些感受。

　　苏郎甲楚先生，生于1927年，2000年去世，享年73岁。先生生前与我素未谋面，我是在他留给后世的那些文字中逐步了解他的。那些朴实流畅的文字告诉我，他是一个普通、诚实、善良、严谨而又很有毅力的人。1993年5月，老先生到香格里拉县（原中甸县）洛吉乡搞纳西语调查时，已是一位66岁的老人。我虽没有去过洛吉乡，但那时的洛吉必然是交通不太便利吧，有很多的山道要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去攀爬。在地图上，老先生去过的那些地方正处在金沙江的峡谷中，一定不会有平坦的道路可走。那年，他采访了一个叫王子玉的老人，他在《中甸县洛吉乡纳西语调查》一文中写道：“我除了对该地纳西族迁徙、习俗等进行了解外，重点向老人学习了语言词汇……”这种朴实的行文，极好地证明了苏郎甲楚先生是一位谦虚的学者。这种到最基层的调查文章老先生写的有很多，如《中甸苗族社会历史调查》、《傈僳族社会历史调查》等等。我坚信，他的学问有一大半是用他的双脚走出来的。在社科界，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治学精神。

　　不难看出，先生每写一篇文章，都是经过大量的阅读与考证后才动笔的。关于迪庆乃至藏族历史的那些文章，在细微的辨析中体现出他扎实的历史学、宗教学基础。在《格子吐蕃藏文石碑之我见》一文中，“弄栋蛮首领本是姚州弄栋县部落人”的结论，充分说明了弄栋蛮有首领率众北走后就居住在格子一带。在《吐蕃神川都督府与铁桥十六城再探》一文中，在详细考证的基础上，结合汉、藏文文献及民间传说、田野调查，他认为神川都督府曾设在今天的其宗。而铁桥十六城的范围，他认为就在今天维西县塔城乡和香格里拉县五境乡境内。

　　很明显，先生对迪庆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宗教状况进行了分段考查研究，写出了不少有真知卓见的论文，是研究云南藏区历史文化奠基性的文献之一。这一类的文章，有《元代中甸设治浅谈》、《明清中甸政教风云》、《明末清初的云南藏区》、《明秀丽木氏土司对中甸的经营浅识》等等。不难看出，先生贯注的精力横跨了自唐以后的多个朝代，但将精力集中倾注在元、明、清三代。这不是偶然的，对于研究国史的学者来说，若论及元代前的历史，必从元代的史实开始考证，比如我们现在最熟悉的地方志书，而元以前是没有地方志书的。能在元史基础上有新的突破，无疑是非常艰苦的工作。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由56个民族的文明史组成，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越俎代庖。苏郎甲楚先生作为一个藏族学者，他不但尊重汉民族，而且非常尊重生活在迪庆藏区的其他少数民族。考证中，他引用了大量的汉文史学典籍、资料，并对存在于迪庆境内的纳西族、苗族、傈僳族社会历史形态进行了客观的调查，除了历史事实以外，我们在他的文章中读不出任何的歧视。我认为，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民族的学者学习的。苏郎甲楚先生是一个博学、胸怀宽广的藏族学者，每一个做学问的人都应向他看齐。

　　苏郎甲楚先生的文章除了严谨的考证外，还充满了智慧，读后让人增长不少的知识，并获得心理上的愉悦。他对藏族民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俗调查是致爱致诚的，描述中充满了同情和关怀。他在《话说“茶会”》一文中这样描述：“茶会是流行于中甸县大、小中甸的男女青年中的一种集体社交活动，颇受藏族男女青年的欢迎。茶会的程序是这样的，由男方女方邀请别个村寨的客人到本村赴会。邀约时，首先要抢一样对方的信物，如果同意赴会，到茶会上即可取回信物；如果不同意，要把不能赴约的理由陈述清楚，取回信物，或挽留对方到本村赴会，双方不伤感情。假如表示愿意赴会，而违背诺言，欺骗对方，就意味着今后不再往来，失信者的信物就会被剁碎，从此一刀两断。”这种描述的真实信在于，完全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来源于纯粹的民间，让人无法置疑。在《中甸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文中，他对苗族婚姻的描述充满了情趣：“苗族联姻，男方要请两个能言善辨的媒人，带上一对鸡，十碗酒，到女方家求亲，女方若同意订婚，要邀请亲戚们来喝订酒，吃鸡肉，看鸡卦，表示两家的婚姻已订。”这些朴实的描写证明，苏郎甲楚的爱是广博的。

　　我在他逝去7年后写这篇纪念文章，只是想告诉人们：有一个藏族老人，用他一生的执着和爱，给我们留下了无价的遗产。这种遗产表述了一个鲜明的主题：如果你想拥有爱，你必须先去爱别人。（李成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