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是二十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和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创办的大学之一，也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创办于1916年。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

1919年6月，司徒雷登到达北京，当时，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刚刚结束不久，但是，学生运动依然还是此起彼伏。而且，虽然一开始就约定司徒雷登不负责燕京大学的经费问题，但是，他既然坐上了校长的位置，经费问题就会来困扰他。当时，燕京大学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实际情况却是燕京大学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大学则没有办法发展。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当时只有五间教室，一间可容纳一百名学生的大屋子是饭厅，有时还要用这间大屋子开会，另外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以及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到手的有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来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

面对这种简陋的现状，司徒雷登只有自己想办法去筹措经费。在一位老朋友的帮助下，司徒雷登开始为燕京大学筹措经费。在筹措经费的过程中，难免会遭到尴尬和白眼，但是，司徒雷登觉得，即使是筹措经费不成，那么也要和对方成为朋友，以便以后燕京大学的办学道路能够更加通畅。不过，司徒雷登曾经感叹说：“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足见他为燕京大学筹措经费付出的艰辛努力。

司徒雷登用筹措的经费为燕京大学寻找新的校址，他和燕京大学的同仁靠步行或骑毛驴、骑自行车，走遍了北京的所有郊区，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有一天，司徒雷登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的一位朋友问司徒雷登：“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司徒雷登看了看那块地，它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当时的北京城五公里，由于那里的公路好走，实际上比司徒雷登之前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北京城更近，因而吸引了司徒雷登，而且，那里靠近的山坡上到处是中国古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名闻远近的西山。司徒雷登看上了这个地方，他找到了这块地当时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了一如平常的那种非凡交际能力，结果，陈树藩以六万大洋的价格把这块地卖给了燕京大学，不仅如此，陈树藩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捐给燕京大学作为奖学金。

在为燕京大学筹措经费的同时，司徒雷登还诚恳地为燕京大学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和影响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大学任教。到二十世纪20年代，燕京大学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当时，燕京大学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师执教。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等人，都是那一时期燕京大学的学生。

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二十世纪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有一笔巨额遗产要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是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的，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起初，霍尔的遗嘱执行机构选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是，司徒雷登设法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了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司徒雷登为了燕京大学的事情废寝忘食，四处奔走，他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中国人并为此感到欣喜。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司徒雷登不仅把燕京大学看作自己毕生的事业，更是把它看成是中国事业的一部分，认同这所大学是中国人的大学。

司徒雷登不仅努力为燕京大学的发展辛勤奔波，对于学生，他更是像一个慈祥的长辈，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人数较少的时期，司徒雷登能够准确地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后来，随着学生逐渐增多，司徒雷登依然努力做到这一点。当时的燕京大学有个规定，未名湖里禁止钓鱼，但是，有个学生却忽视了这个规定，有一天，正当这个学生手拿鱼竿在未名湖畔悠然自得钓鱼的时候，司徒雷登慈祥的声音在他身后响了起来：“这湖里面的鱼不错吧？”学生一回头，看到了自己面容慈祥的司徒雷登校长正微笑着看着他，学生不好意思地收起来鱼竿。从此，燕京大学再也没有人在未名湖里钓鱼。

1919年9月，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在天津正式成立。起初的时候，南开大学只是在南开中学旁边盖了一座楼房，后来，南开的创办人张伯苓又在距南开不远的八里台购了七百余亩的土地，开始筹建南开大学校园。1923年，南开大学迁入到八里台校园，步入了正轨，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建立了理科。当时，北京、上海开办的许多私立大学都只办文、法、史、地、国学等文、法科，教师抱着线装书上课，而张伯苓却独创新局，专门聘请留美多年的凌冰博士为大学部主任，除了开设文科外，还开设理科和商科，后来改称文、理、商三个学院。这在当时真的是除旧布新的创举。

南开大学的兴办和发展，意味着张伯苓的教育事业达到了一个高峰，如日中天，但是，张伯苓在其中所经历的艰辛却是非常多的。仅仅是为学校筹措经费一事，就非常不容易。张伯苓办学正是北洋政府时期，北京的许多学校正被欠薪欠得一塌糊涂，政府的学校都快要关门了，张伯苓却在这时候办了个南开大学。即使是国立大学，欠薪的现象都是非常普遍的，教师索要工资的风潮也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身无分文的张伯苓有什么本事来筹措经费呢？

张伯苓的办学经费首先来自个人的捐款，其次是来自基金会的赞助，最后才是政府的补助。个人捐款是需要游说的，这常常会让人十分难堪。在这方面，张伯苓的经历可谓是一言难尽。张伯苓曾经对学生说：“你们大家缴付的学费，和我在外边捐来的款项，都不在少数，可是未有一文入了私囊。我虽然有时向人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张伯苓白手起家创办学校，经费是从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的，张伯苓由此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但是，即使是化缘，也并不是人人肯干和干得了的。这首先要不觉得难堪，放下身段，同时还要有些手段，讲究方式和方法。

张伯苓在筹措经费时的办法是首先全方位撒网，并有所侧重。不管是绅商、军阀、政客，还是普通百姓，只要是有心于教育的人，都会成为他劝善为学校捐资的对象。张伯苓前期主要是接受北洋与民国时期的军政要员如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张学良等人和华北地区的绅商及社会名流如严范孙、李组绅、卢木斋等人的个人捐款，后期则是努力争取更具稳定性与连续性的中外基金会、实业公司的捐助和政府的补助。

当初，张伯苓为了办南开中学，除了郑菊如捐赠土地外，还有徐世昌、卢木斋、严子均几位先生共襄义举，筹集白银两万六千两，建起了新校舍，随后，又得到袁世凯的捐助，修建了一座礼堂。到此，南开中学已初具规模。南开大学也是如此。为了筹建南开大学，张伯苓和严修征得到了徐世昌、黎元洪的支持，又南下拜访南京督军李纯等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共募集大洋八万五千多元作为开办的费用，从而开创了个人捐资兴办大学的新范例。有了这笔捐款，张伯苓于1919年创办南开大学。第二年，南开大学发展很快，经费问题又摆在面前。无奈之下，张伯苓只好再次南下，求得张祖年答应每年捐款三万元，作为南开大学矿科使用。张伯苓还得到了李纯的重要承诺：“关于南开基金，我自有办法，请不必过虑。”后来，李纯突然去世，但是留下遗嘱说，愿意将家产的四分之一捐给南开。1923年，南开大学计划在八里台建校，美国罗氏基金团为科学馆捐助十二万五千元，袁述之根据母亲的意愿认捐了七万。随后，罗氏基金团又多次捐助南开各项事业。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在三年内拨款十万五千元，作为扩充理科的专项经费。1927年，因经营房地产发财的卢木斋捐资十万元修建木斋图书馆，并于第二年落成。1929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再次拨款资助南开理科，南开校友总会成立后，也募集了八万元准备建范孙楼，以纪念刚刚去世的严修先生。1930年，天津绅士李典臣捐书三百五十箱，价值五十万元。同年，傅作义捐赠数百亩土地，每年可收租上万元。由于张伯苓筹措经费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军政要员。张伯苓自然需要奋力周旋于各类政要间，而一侧身，他又会卷入由此而来的各种飞短流长之中。当时有学生说：“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对此，张伯苓回应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而我愿意做那个挑粪工。”

张伯苓在为南开筹措经费时还懂得摸准认捐者的心理，给予荣誉性汇报。张伯苓会利用校庆等机会，给来宾发送一些小礼品，上面印有学校规划中将要兴建的建筑物名称及所需款项，让来宾看到学校发展的美好前景而产生认同感。同时，对热心捐款者以其名字命名南开校园里的若干建筑，如教学楼秀山堂（纪念将遗产作为南开大学永久基金的李纯，李纯字秀山）、科学馆思源堂（袁述之奉母命与美国罗氏基金会共同捐建）、木斋图书馆（卢木斋捐资十万）等。所以，张伯苓在筹措经费时总是说：“我给你一个机会”，变被动为主动。

张伯苓还利用学校自身的资源优势，增强学校自身的创业功能，他在学校里办起工厂，既满足了学生工读的需要，也为学校创收，比如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下设的化工厂，其开发的金属磨光皂、油墨等轻工业产品，畅销华北乃至全国市场，不仅扩大了社会影响，也取得了相应的经济效益。

张伯苓筹措经费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人格魅力。社会各界感念张伯苓热心办教育的赤诚，纷纷慷慨相助，终于使得张伯苓募集了数百万资金，而他自己则分毫不沾，筹措的经费都一一登记建账，账目完全公开化。尽管是私立学校，张伯苓却从没有在自己身上乱花过一分钱，他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到学校，员工们的工资一涨再涨，最高的月工资已升至300元，然而已成为大学名校长的张伯苓的工资却一直是100元。尽管他为多所学校的发展殚精竭虑，但也从不多拿工资，如果领南开中学工资，就不再收南开大学工资，始终坚持拿一份工资，过着清贫如水的生活。在市内开会时，张伯苓常常是步行前往。有一次散会出来，服务员望着小轿车如云的停车场问张伯苓的车号时，张伯苓答曰：“11号”。服务员很是诧异，直到张伯苓走远了，服务员才明白过来，原来张伯苓说的“11号”汽车就是他的一双腿。张伯苓因公出差总是坐三等车厢，住最便宜的旅店，由于出外住的最便宜的旅店里多臭虫，张伯苓每次出差总要带臭虫药。有一次，张学良乘车拜访张伯苓这位名人，可是，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张伯苓的府第，最后才在一条陋巷中找到张伯苓住的简陋平房。张学良万万没想到，张伯苓竟然住在这样的房子中，他心中对张伯苓更为敬佩。张伯苓退休后，仅有的一份工资也没有了，晚年完全靠儿子赡养。张伯苓去世时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也无存款，口袋中仅有6元7角钱。

湖南之有私立学校，自明德学堂开始。胡元倓创办的明德中学，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

胡元倓，字子靖，晚年自称乐诚老人，他是湖南创办私立学堂的第一人，也是湖南近代教育界的一位元老。

1902年，湖南巡抚俞廉三提出：“日本国学校如林，人才辈出，其教育诸术，颇臻完善，亟应派人就学，以期卒业还湘籍端师范。”在俞廉三的提倡下，湖南派遣胡元倓等12人赴日本宏文师范学院学习速成师范。到达日本后，胡元倓考察日本教育，他十分钦佩日本教育家福泽渝吉创办庆应义塾而储才建国之举。回国后，胡元倓与龙璋商量办学事宜，两个人志同道合，一拍即合，龙璋当即决定出资两千元支持办学，湖南的第一所私立中学明德学堂从此诞生了。

胡元倓在《明德学堂开办呈文》中说：“窃闻生存竞争，愈剧愈烈，非兴学无以图存，非毁家无以纾难”，表达了办学兴教育的志向和决心。而办学经费是明德学堂生存的首要困难。为了筹措办学经费，胡元倓北出关外，南下南洋，冒着风雪严寒，经历酷暑，跋涉艰难险阻，含垢忍辱，艰难困苦是一般人不能忍受者。胡元倓乞钱兴学，为了筹措明德学堂的经费，他到处乞求，以至于有“胡九叫化”之称。在个人为明德学堂的捐款中，以当时任上海道的袁树勋为最多。袁树勋是湖南湘潭人，胡元倓与之是同乡，请求捐助。袁树勋起初不乐意解囊相助，胡元倓双膝跪下乞援，袁树勋感动不已，捐银一万两资助明德学堂。胡元倓还曾向时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募捐，他到北京后，前往熊希龄的豪宅中去募捐，但是，熊希龄因事常常外出，多次未能相见，胡元倓于是携带着被褥，睡在熊希龄豪宅的传达室里等待。熊希龄无可奈何地说：“胡九真难对付，常来捐款，不给则坐卧不去。而请其做官，则又坚决不就。”胡元倓听了熊希龄的话，以诗答道：“心如老骥甘伏枥，力尽关山未解围。”就是靠这种以身殉学的精神，胡元倓为明德学堂筹措到了一笔笔款项，而他自己却是廉洁自守，淡泊一生，生平为学校筹款，以巨万计，不以丝毫济其私，实在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