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9月8日3版）

（三）

这支非军非民、却又亦军亦民的特殊民兵队，在匪患不断，社会动荡的特殊年代，为维护藏区稳定，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民兵队被德钦县评为先进单位，作为民兵队长的舅舅受到了丽江专区和云南省的表彰奖励。1959年，舅舅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复转退伍军人积极分子表彰大会。会上，他有幸见到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薄一波、宋庆龄、罗瑞卿、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还见到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黄妈妈、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狼牙山五壮士的幸存者宋学义等功臣模范人物，并与他们一起，登上主席台，向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汇报自己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在罗瑞卿副总理的报告中，曾经两次提到舅舅等6名同志的名字，赞扬他们是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全面手，希望大家能像他们一样，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生产者和保卫者（见该次大会的《文件汇编》）。更为荣幸的是，在国务院举行的晚宴上，舅舅的席位竟安排在罗荣桓元帅和陈赓大将的旁边，与这两位军中将帅同桌进餐。晚宴进入高潮时，罗荣桓元帅站起来对大家说：“同志们，藏族同胞能歌善舞，现在我们请这次会议唯一的藏族代表李长贵同志，为大家献上一首藏族民歌。”舅舅唱了一首藏族民歌：最美丽幸福的地方是自己的祖国，最吉祥美好的事情是相聚北京……

1960年以后，随着平叛斗争的结束，社会趋于稳定。这时舅舅调回德钦县民政科工作。除了日常工作以外，还要经常到农村下乡。为了多抽点时间，多为群众做点工作，舅舅放弃了两年的春节，留在他下乡所在的地方——贫困山区洛玉村和拖顶村。有次，舅舅去云岭区的雨崩村下乡时，还差点被落石击中，同行的社员吉称避让不及，被落石砸断一只脚。舅舅他们当即把吉称背回村里，又组织民兵抬担架，连夜翻山越岭，过溜索渡江，把吉称从雨崩村送到德钦县医院。

1964年前后，舅舅在民政科上班时，有天收到来自四川康定寄来的一封信。写信人说自己是燕门人，解放前得了一种怪病，就到康定治疗，病治好后便定居康定，从此与燕门老家失去联系，要求县民政部门为他寻找家人。奇怪的是，这封信的地址写着四川康定××单位，但又印有“西藏”二字（请读者记住这个细节！）舅舅当时没有在意这个，只顾认真地为来信者联系家属，并给他回了信。之后也收到来信者从康定寄来的感谢信。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的“文革”运动中，舅舅也受到了牵连打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捏造了好几个罪名。其中一个罪名是“特嫌”，既有特务嫌疑。理由是当年那封从康定寄来的信，信封上有“西藏”字样，说明那信是从西藏寄来，说舅舅与隐藏在西藏的特务有联系。有的甚至编造说，半夜听见舅舅宿舍里发出“的的哒哒”发电报的声音，可能在深夜与外国特务机构联系。就这样，舅舅被下放到县的“五七”干校。三年后，舅舅得以平反，恢复了工作。一切无中生有的罪名宣告属于诬陷。很多时候，胜利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之中，这是至理名言。舅舅懂得它，得以苦尽甘来、柳暗花明。

舅舅获得平反，落实政策后，被安排在县市场管委会工作，后来调升平镇工作，任会计和统计员。几年后，舅舅又调回燕门乡工作，任统计员。他像个螺丝钉那样，党把他安在哪里，就牢牢地扎在那里，满腔热情，尽职尽责，默默发挥着自己的作用。10多年的统计工作中，舅舅没有算错过一个数字、一个小数点，为自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年满55岁时，舅舅光荣退休，悄然回归故里——巴东村，颐养天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