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里共有5人，我和哥哥、父母，还有爷爷。

我没有见过奶奶，听说我刚满周岁时她就辞世了，我没有一点印象。母亲留在木箱里的黑白照片上有我奶奶，不过照片被磨损得相当残破，奶奶的遗容比我记忆里的还要模糊。

那是1990年。

我爷爷那年已经87岁了，到了秋天时他大病一场，整个人瘦了一圈，还一度瘫卧在床无法言语，亲戚们认定爷爷撑不过几天，纷纷赶到我家，在爷爷的木床旁边扎堆着陪护。我二舅还捧着爷爷干枯的手抽泣不止，说这些年苦了姐姐，自己上门到那么远的地方，鲜少回家探望爷爷。

就在全家都悲悲戚戚的时候，爷爷却奇迹般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并请妈妈为他备饭，说自己肚子饿得慌，昏迷期间一直梦见自己大快朵颐。吃过一顿饭后，爷爷的精神越来越好，没过几天，身体恢复得比先前还要硬朗。亲戚们喜出望外地散开了，爷爷又孤独地坐在墙根晒太阳。

家里人为了弄清爷爷的病情，从另一个村里请来一名赤脚医生，那人医术高明，驰名方圆百里。他用一些仪器给我爷爷体检，体检完了后，先用轻快的语气跟我爷爷说：“老爷爷，没事啦，你就是有点感冒了，往后注意点就是了。”随后，他使了个眼色给我爸爸，示意爸爸随他到屋外。我因为好奇悄悄跟从他俩，躲在木门板后面听他两对话。

医生说：“这种现象我们经常会看到，人在将走时，总会有这么一段时间比任何时候还要精神。他最多撑不过3个月。人老必逝，叶落归根，也不必过于伤心了。”

我爸爸面容有些沉郁，他深吸一口气，对医生说：“谢谢您。”

那时候，我没能听懂医生和我老爸的对话。等我长大后，我越来越钦佩那个医生。

那时是十月，秋收才刚开始，仅从物候来看，还没有开始进入冬季，但第一场雪却比往年提早来了。某日清晨醒来时，发现村野被雪裹住，满眼都是白晃晃的积雪，所有人都齐齐地看望田地里待收的庄稼。有些人急匆匆踏雪收割，有些人干脆不再管顾那些庄稼了，狠下心来让稻谷在田野里夭折。

我们全家围坐在灶火旁边，父母边叹气边喝酥油茶，满脸阴郁。父亲还不停地说：“唉，今年才收得三亩地的玉米，这雪下得实在没良心呀。”他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说得我们都有些烦腻了。爷爷把倒在掌心里的最后一撮鼻烟吸尽之后，慢吞吞地说：“都是早有定数的事，唉声叹气又不能让积雪返回天空，还是准备午饭吧。”于是父母的状态稍有好转，但毕竟一个季度的付出被一场雪吞噬，做不到若无其事地呆着。他们的忧怨像窗外的雪花，纷纷扬扬飘满了幽暗的屋子。

那年我11岁，哥哥比我长一岁，我俩成天打闹，压根意识不到这场雪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反而激动得坐不住，整天跑在雪地里玩耍，弄得手脚都被冻伤了。堆雪人、打雪仗、滚雪球，还跑到果树下把树上的积雪抖落下来，弄得通身是雪。

待到玩腻了雪之后，就跑回家里坐在灶边，恳求爷爷给我们讲新的故事。刚开始，爷爷蹙起眉头，直勾勾地盯住灶中的火苗，嘴里隐隐约约冒出一段经文，对我兄弟俩的恳求置若罔闻，但我们一直没有消停，爷爷也终究不耐烦了，扯开嗓子却还是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能不能把这股折腾劲用来剥包谷皮，只有三亩地的包谷，不及时剥完皮的话，明年秋天之前你们只能吃故事了 。”见爷爷没有好脸色，我和哥哥识趣地走开了，跑到雪地里继续忍痛玩雪。 没过一会，爷爷把头探出窗外大喊：“快回来吧。”我和哥哥以为爷爷终于想通了，可以坐在灶边一饱耳福。谁想到，爷爷却跟我们讲起条件，他说：“先去楼上剥包谷皮，剥完300个我就讲故事。” 我和哥哥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听过故事了，那些听过的故事，已被我们反刍得味如嚼蜡。那么多烦闷的夜晚，我和哥哥趴在松明灯下，在忽明忽暗的火光里自个玩耍，总会在不觉间双双就地睡去，这日子比石头还要难磨。

“好，我们去剥。”哥哥大声回答，说完看了我一眼，我给了他一个附和的眼神。

我和哥哥卷起袖子扎进包谷堆里，开始剥包谷皮，一口气剥完了80个玉米棒。看着堆在身边的金色谷堆，感觉特别高兴，这种喜悦全部来自对一个新故事的期待，除此没有可加以赞赏的原因。

正当我们打算继续剥包谷皮时，散会归家的父亲带来了两个天大的消息，重头消息是期盼已久的小型水力发电机已抬到村里。等到天气好转时，全村每家每户都要投工投劳，齐力建成电站，争取在一个月内家家通电。这意味着我们再也不用以松明和干树枝照明了,也不用忍受满屋的烟子夜以继日地熏得眼珠生疼。

我和哥哥从来没有见过电，也无从设想电的样子，但我们再三询问后，我妈妈这样描述电，她说：“等电来了，晚上跟白天一个样。”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说法，我和哥哥一下子心领神会了。但我们又陷进新的问题里，那就是如果晚上和白天都一个样，以后我们是不是再也不能睡觉了，是不是再也看不到满天星辰了，月亮是不是要离开我们了，我们还会需要太阳吗？听到我和哥哥千奇百怪的问题后，妈妈说：“差不多。”

爸爸带来的第二大消息是：全村每户要继续筹资200元，购置一台公用电视机。我和哥哥对电视机有所耳闻，知道它的妙处。我妈妈去过县城，她讲起电视机里的孙悟空时，毫不逊色于爷爷的故事。因此，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们兄弟俩激动得不知所措。

“故事还想不想听呢？”见我和哥哥被父亲带来的消息迷住，爷爷严肃地说。

电视机虽然迷人，但对我和哥哥来说，还是个毫无定数甚至是遥遥无期的事，思来想去，还是近在咫尺的故事比较靠谱。我俩爬到二楼继续剥包谷，但再也没有先前那般卖力，满脑都是关于电视机和电的事情。多年后回想，当时对于电视机和电，我们赋予了比实际功用更丰富的想象。我们慵懒地掰着包谷，不一会就双掌生茧了，所有包谷都变得刺辣辣的，感觉有上千个针头从手心里长出来。

骄阳西斜，阳光从木窗里进来照射在包谷堆上，所有饱满的谷粒都在闪着金色的光芒，无比耀眼。窗外，漫山遍野的积雪开始消融，简朴的大地又次第亮相。我和哥哥在午后的阳光里昏昏欲睡，雪后的阳光比母亲的睡床还要温暖，在这种温暖里，我们无力想象别的东西，只想安静地睡去，连梦都不再需要了。

爷爷爬上木梯子来到我们旁边，看了看堆在一边的包谷，神秘地说：“你们已经听过《尸语故事》、《格萨尔王》，还有《猪头卦师》、《阿古顿巴》。但最好的故事当属《隐形村庄》，那是我们村庄独有的故事。今天我就讲《隐形村庄》，还可以给你两讲《阿育帕的风流韵事》、《听懂鸟语的人》等只有我才知道的故事。有没有剥完300个？” 说完爷爷扫视一遍剥完的包谷堆。我和哥哥估摸着应该剥完300个，开始数剥完的包谷。爷爷弓着背站在一旁监督，想必是怕我们乱报数目吧，因为先前我和哥哥用劳动跟爷爷换取故事时，经常谎报劳动成果。现在爷爷提防在先，不能怪他老人家小气或多疑，他的小气和多疑是我和哥哥一手培养起来的。

我和哥哥数完包谷后，发现还差30个。30个玉米棒不至于使我们沮丧，我们往衣服上搓了一下双掌后，又开始剥起来，没过多久剥完了30个玉米棒。

我们从包谷堆里站起来时，身上沾满了玉米花絮，哥哥说我像个丑陋的玉米，我回敬说他也是。眼看还没剥完的少说都有几千个，哥哥垂头丧气地对我说：“下次想听故事时，再也不要与这玩意交易了。”我用力点了点头表示赞成。我绕过庞大的包谷堆，从背后拿根木棍戳翻了一下，发现有些玉米棒已开始霉变。

太阳快要沉入西天了，积雪已基本消融，目之所及，满眼泥泞。

我和哥哥下楼来到爷爷旁边，催促他开讲故事。爷爷拿起酥油茶壶倒满自己的木碗，动作比时间还慢。

“快点讲啦。”我和哥哥急不可耐。

这时，爸爸又从外面回来了，并带来了一个预料中的消息：明天，全村每户一人，要结队去往县城搬运电视。父亲说：“此行凶多吉少，要翻越两座大雪山。才下了雪，能不能顺利翻越都是问题。”

母亲从田野里回来，她把捡来的野菜放到一边，说：“何必现在去，不能延后一段时间吗？”

父亲应道：“来商量的都是年轻人，多数人的意思只好服从。”

爷爷的故事又被中断了，我和哥哥被父亲带来的消息吸引住，我问父亲：“你们多久能把东西搬到村子里？”父亲说：“没定数，得看那玩意有多大，小的话让骡马驮运，实在大的话只能拆解后，靠人力搬运了，不过少说都得用上5天时间。”

“那我们多久能用上电，看上电视？”哥哥继续发问。

父亲用粗大的双掌揉了一下脸，说：“没定数，得看那玩意复不复杂，复杂的话得从外边请来安装人员，简单的话我们自己来弄。明天开始村里一部分人要开始弄电杆、建设电力沟渠和机房了。一回来就能安装。”

父亲从灶边站起来，开始收拾盘缠。他把糌粑、酥油和一些煮好的洋芋放进皮袋里，然后下到马厩，拿去上好的草料喂马。明天马也得跟着父亲去县城。

一股冷气潜入屋内，母亲往灶里添足柴火，等火烧旺了后，屋内一下热了起来。爷爷手里的经筒已歪向一边，他垂着头开始瞌睡起来。我和哥哥突然又想起爷爷的故事，凑近爷爷摇醒了他，催促他开始讲故事。我们只是在催促，丝毫没有请求的意思，因为这是我们用劳动换来的。

爷爷从皮垫上耸动了一下身子，微弱地清了清嗓门，以他那种惯用的故事开头语说：“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快点讲啦。”我和哥哥同时催促他。

爷爷每次开讲故事前，都以一种奇怪的腔调重复许多遍“很久”两字，任何故事都没说过确切时间。后来我发现，村里其他人讲故事时也是以此指代任何时间，似乎在他们的时间观念里，除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基本时态外，其余的细分都是无关紧要的。在这种简略的时态语境中，所有故事都凑近我们缓慢的生活中来——已发生的故事都在昨天，未发生的一切既将来临，给人一种无从摆脱的紧迫感，每个故事在这种时态语境中变得极其真实。

母亲在忽明忽暗的松明灯边缝补一个旧皮袋。

父亲在修理用杜鹃木做的马鞍，说有些松动了，怕在半路散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