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路魂

从海拔高至5640米的扎拉雀尼峰到海拔最低处2260米的霞若乡，在落差3380米的浩瀚山峦间，滇藏公路蜿蜒盘旋，贯穿其间，见证着雪山的苍苍四季，朗朗情怀。也正是在这条穿越了自然神奇，撑起了人类精神脊梁的公路上，我时常想起一位逝去的雪域养路人，感受着他活着的雪域路工精神。

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位外乡人来到了陌生的迪庆高原，走进了雄伟而渺无人烟的白马雪山。那时的他是那么年轻，操着一口家乡话。和很多当年的年轻人一样，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用自己毕生的力量报效党和国家。就这样，他来到了刚刚成立的迪庆公路总段，走进了白马雪山道班，做了一名最普通的养路工人，那时藏区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没有通电通水。刚刚解放不久的迪庆高原，还残存着许多敌对势力、土匪恶霸，他和同事们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背着枪一边警戒一边养护公路。朝与烈日相随，夕与山林野兽为伴，在广袤的迪庆高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铲积雪，清冰冻，保通行。每到冬季大雪封山好几个月，他就要长时间在海拔4000多米的公路上工作，没有任何的机械设备，就是靠手上一把铁锹，一个簸箕等简单工具，无论寒冬酷暑，风雨无阻地保障着滇藏公路这条生命线的畅通。

渐渐地，他的皮肤不再白皙，在高原阳光的照耀下变得粗糙黝黑，慢慢地再没有人叫他外乡人，也没人知道他来自哪里，只知道他是道班工人，一个雪域公路守护人。在他的心里家乡从一个脑海里清晰的画面变成了永远的梦，而只有眼前这条公路，和不远处那一间木楞房里面红红的炭火才是他生活的全部。终于有一天，初夏的雨伴着五彩云朵降落的时候，拾菌子的藏家姑娘路过了木楞房，借着那一道暖暖的火光，姑娘给他打了一碗藏家的酥油茶。从此，他再离不开这茶香。就在菌子枯竭的季节，他走遍了雪山，找到了老阿妈，带回了那位善良美丽的姑娘。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乡音慢慢消失不见，只是为了她心爱的姑娘歌唱。他渐渐唱出了藏家的歌谣，用藏语诉说着自己的款款深情。从此，藏家姑娘跟随着他的脚步穿上了橘红色的道班服，走上了公路，开始了养护工人的生活。不久他们有了一个健康孩子，活佛给小孩取了个好听的藏名叫扎西。

下雨天时，他总和同事们一起披上厚厚的蓑衣去查路，冬天铲雪时，妻子就为他准备好厚厚的棉衣和热热的糌粑。有空的时候，他最爱做的事就是带着孩子去公路边植树。每当看到公路两边的杂草，路上留下碎石，他总会不自觉地清理起来。这是一种习惯，就像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一样。对待公路他总是那么的较真，不容丝毫马虎，哪里的坑塘需要填补，那段路需要清理，他都如数家珍，每年总段工会下乡慰问时，他总惦记着多要几袋砂子，几件工具，他说：“不放心那段路，要去好好养养。”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孩子们慢慢长大了，走出了白马雪山。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祖国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迪庆高原的各项事业都有飞速的发展，公路养护更是进入机械化时代，白马雪山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养路工人，一座座整齐的道班房，大型的挖机、装载机让养路人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他也就默默地退休了。近40年的高原工作生活，让他患上了一身的病痛，高血压、双腿风湿，孩子们劝了又劝，他却总不愿搬走，固执地守候着深山的四季，执着地守望着雪上的公路。

进入新世纪，他终于从一个翩翩少年到了人生的垂暮。总段领导专门去白马雪山看望他，拉着他的手，问他有什么要求，还有什么心愿要达成。他似乎有所触动，双眼噙满了泪水木讷地说道：“别的没什么，就是想回家乡去看看”。听到老人这句话，在场的人忍不住落下了泪水。为达成老人的最后愿望，总段领导亲自陪同他走上了返乡的旅程，这是近40年来，老人第一次走出白马雪山，第一次找寻回家的路。当车子到达老人家乡的县城，他急切地向车窗外张望着，搜寻着脑海中关于家乡那点滴的记忆。但四十年过去了，家乡的村子早变得物是人非，他看看这里也像，那里也像，一连找了好几天却始终无法确定。领导对他说：“不急，我们慢慢找，您好好想想还有没有什么亲人可以联系。”老人长舒一口气说：“不找了，找不到了，能回来看看，我已经满足了。”领导不依地说：“不行，一定要帮您找到家乡亲人，我们去当地有关机关去问问吧。”老人却执意要回去，喃喃自语：“不找了，不找了……”回到迪庆不久，老人就安详的走了，孩子们把老人葬在了白马雪山上，那条蜿蜒的公路旁，让他可以永远地守护着公路。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走就是一辈子，一守也是一辈子，他们把雪山当家，把养路、护路当做一生的承诺和追求，正是这份坚守才有生命线的畅通，才有出行的安全。而他们的生命就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漫漫陨落，消逝。也只因他们，我们才会说，生命真好。（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