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服务让生活更有质量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什么是健康服务？对于老百姓来说，健康服务会给生活带来什么变化？记者进行了了解。

 第三方检验让社区患者享受三甲医院服务

 10月11日下午3点，浙江杭州市西湖区蒋村文新街道居民周群，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取了肝功能、血常规等3张化验单。“去大医院看的话，要挂号、排队，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看一次病，这里看病不用排队，取结果也很快。”她说。

 也许，周群没有留意到，这里的化验单均由一家叫“迪安诊断”的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出具。周群比以前提前一天至一天半时间拿到结果。更重要的是，迪安诊断提供的是三甲医院标准的检验服务，收取的价格却是社区的价格，并按照政策进行了高比例报销。

 “2012年，我们申请将检验服务外包给迪安，对于我们来说，不用再像以往那样每年打报告申请购置大量的医疗设备，或者想尽办法维修设备。检验室人员从7个减少到4个，服务范围扩大，检验时间也大大缩短。外包服务相当于给中心增添了有力的臂膀，节约了资源，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效率。”该中心主任汤红玫说。

 记者跟随迪安在该中心收取检验样本的检验师章亚锋，来到该公司位于西湖区的医学检验中心大楼。该中心实验室主任汪子伟介绍，实验室每天检测1万—2万个样本，能开展的项目数达到1000多个，达到国内最先进的三甲医院水平。

 除了质量较高、速度快之外，相对医院而言，这种第三方服务还有什么优势？成本领先。“我们一年的采购量能达到10亿元，超过国内任何一家医院，并直接向厂家采购，平均采购成本能比公立医院下降50%。”迪安诊断董事长陈海斌说。他举例说，一项PCR基因诊断项目，医院收费60元，3至5天出结果，而迪安提供的诊断服务只向医院收八折费用，一天就可以出结果。

 “公立医院做检验往往要凑量，否则耗材、人员等成本下不来，但样本放久了，会影响检验的结果。迪安的分工更加专业，管理更严格，比医院更规范，大大提高了检测的质量，保障了病人的安全。”曾经在公立三甲医院做了22年检验科主任的汪子伟说。

 目前迪安已在全国设立13个服务网点，和全国5000多家医院合作，其中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占了八成以上。“近两年，基层医院的业务量每年增长40%左右，这一块可以为国家减少医疗资金和人员投入，保证了质量，为医改作出贡献。”

 “养老+医疗+康复+护理”的健康养老服务

 潘大爷在杭州市郊的绿康老年康复机构已经住了4年多。康复治疗师杨文娟告诉记者：“经过几年的治疗，潘大爷已经康复不少，脚能抬起了，说话也清楚点了。”由于患有脑出血后遗症，他需要进行长期的康复治疗，家里人上网找了半天，发现绿康最适合他，而且花费不算多，每月2000多元的治疗费，潘大爷只需要出12%，医保出了大头。

 “这里只收大医院不要的、一般养老院不收的老年痴呆症患者、脑卒中偏瘫患者、精神心理障碍患者和综合慢病的老年人。”杭州绿康老年康复医院院长卓永岳说，老年人最大的需求是基本医疗和康复护理服务，然而大多数养老院没有医疗条件，而医院则嫌这些老年人占床位。2006年，卓永岳开设了这家医院，专门接收老年残障患者，并为养老院及居家养老的健康和亚健康老年人提供系列健康养老服务。2012年，绿康在社区开设了小规模多机能型的“全托”和“日间照料”养老助残服务机构，利用康复医院的医疗资源，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上门康复护理服务，形成连锁服务模式。

 类似的市场需求有多少？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数据和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截至2012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占总人口的14.3%，预计在2013年将突破2亿。同时，老年人口的高龄、失能和空巢化将进一步加剧，失能老年人口将从2012年的3600万人增长到2013年的3750万人。慢性病患病老年人数和空巢老年人口数量今年都将突破一亿人大关。但是，目前每千名老人仅拥有床位21.5张，更不要说康复护理的床位。绿康共有800张住院床位，几乎都住满了。像潘大爷这样一住4年多的老人很多，要在这里住院经常一床难求。

 接收这样的老人能经营下去吗，尤其是民间资本？现有的全国４万多家社会养老机构中，公办养老机构约有3.15万家。然而，不少公办养老机构效率较低，管理不善。“我们属于公建民营、民办公助、医养结合、康复养老助残的经营模式，民政、卫生、残联、劳动和社会保障多部门协作，将以上这些资源如政府补贴等整合，入住的老年人也有医保，因此，7年下来实现收支平衡，并略有盈余，得以不断发展。”卓永岳说。

 社会力量进入的“玻璃门”有待破除

 如今的迪安已经是国内唯一上市的诊断公司，绿康也得到社会的肯定。但是它们的发展尤其是初期经历了种种困扰：市场认可度不高，需要大量精力去培育；人才受到事业单位约束，难以进入民营系统；投入成本过高，收回时间较长等。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姜长云认为，如今人们对健康服务的需求旺盛，比如处于亚健康时，希望得到健康咨询等事前预防服务，但社会的供给远远跟不上。主要原因是，民间力量进入这一领域的体制机制障碍比较多，就是所谓的“玻璃门”现象；其次，提供健康服务的市场主体在起步阶段，仍需要培育、引导需求，消费者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能了解这些服务；第三，在社会力量进入该领域的初期，要调动民间资本的投资积极性。这就需要政府进行购买公共服务、提供补贴或优惠等财税政策的支持。

 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健康服务业的概念，放宽民营资本进入健康服务业领域的门槛，并给出了很多突破性的政策措施，比如对医疗服务实行非禁即入，按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放开价格管制等。姜长云说：“让民资和外资参与市场竞争，有助于提高健康服务业的服务质量、增加服务供给。对于大家比较关注的医疗服务，供给增加有利于缓解看病难。而民间资本的进入，能推动市场竞争，规范市场秩序，有利于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这对老百姓来说，是最切实的好处。”（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