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学的学费是不一样的,从几十块大洋到二、三百块大洋不等。 1932年,北京颐和园附近挂甲屯的居民,家庭年收入不到两百块大洋,最基本的饮食开销就要花掉一百零五块大洋,一年到头最多只能攒下十几块大洋,供孩子读中学都读不起,何况读大学? 考试费用 首先,在民国上大学得交报名费。民国没有统一高考,你高中毕业了想读大学,直接去你想要就读的那所大学报名就行了。报名的时候会让你缴纳报名费,一般是三五块大洋。例如1930年北大招收一年级新生,报名费就是三块大洋,同一年中山大学招收新生,报名费也是三块大洋。不管最终是否取得入学资格,报名费是不会退给你的。 几块大洋的报名费,听起来好像可以忽略不计,其实不然。因为民国没有全国统一的高考,各学校自由安排入学考试的时间。例如1931年中央大学的入学考试时间安排在7月份的6日到8日,而南开大学的入学考试时间却安排在7月下旬。民国的考生们为了提高被高校录取的机会,往往会同时报考好几所大学,然后挨个参加每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样一来,不光报名费要交好几份,而且还得花很多差旅费——刚在南京考完,又赶紧坐火车跑到上海参加另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肯定得花钱买车票以及住旅馆。 穷人的孩子读不起 各学校的学费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被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大学录取,第一个学年要缴六十块大洋的学费,而如果被清华大学录取,只缴四十块大洋就可以了。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在当时都是私立学校,没有政府的补贴,学费很贵。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南开和复旦每年的学费都是一百块大洋,而同济大学的学费则高达两百块大洋! 无论是每学年几十块大洋学费的公立大学,还是每学年一两百块大洋学费的私立大学,穷人家的孩子都是读不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国时代普通百姓的收入实在是低得可怜。 1932年燕京大学的学生在北京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做调查,发现当地居民家庭年收入不到两百块大洋,基本的饮食开销就要花掉一百零五块大洋,剩下的钱刨去看病、买估衣(不舍得买新衣服)、走亲戚、随份子,一年到头最多只能攒下十几块大洋,碰上年成不好的时候还得欠债,供孩子读中学都读不起,何况读大学? 1931年,蒋介石的笔杆子、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的主笔陶希圣感叹说:“从小学到大学的几层等级,逐渐把贫苦子弟剔除下来,最贫苦的农工子弟们没有受初等教育的机会,其中升入中学的少数青年,大抵出于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家族,大学则是所谓的上层社会,即大地主、金融资本家、工业资本阶级的领域,他们的子弟是最能住进大学的。” 事实上,即使穷人家的孩子硬撑着上了学,最后可能还是会因为家里接济不上而被迫退学。1935年寒假,著名诗人臧克家收到他的一个农村学生的来信,信上说:“今年旱灾、虫灾,弄得五谷不收,我家经济破产,下学期我爸不让我再上了,我一直哭了三天也没法,老师,你想想这是个什么世界啊!” 不一样的学费 当然,也不是说家庭条件不好就一定没有出路。在民国,穷人家的孩子如果考大学,一般会选择师范院校,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及各省的省立师范学校,都是不收学费的,很多师范院校甚至还免费给学生提供食宿。当年毛泽东同志在长沙报考大学时,正是因为家里不再寄钱给他,他才不得不报考了学杂费全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在民国所有高校当中,教会学校和医科大学这两类高校的学费是最高的,而且收费项目也很多。例如设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在“五四运动”那年,每学年学费高达两百块大洋,此外还要收取二十块大洋的书籍费、十块大洋的校服费,学生去实验室做试验,还要缴纳24块大洋的试验费,去图书馆查阅图书,也要花10块大洋办一张借阅卡。但是物有所值,教会学校收费虽高,校园环境和教学质量也相当优越。 首先是住宿条件好。在北洋政府时期,北大的学生六个人一间宿舍,宿舍楼里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冬天没有热水供应,学生冻得发抖;而身为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两个人一间宿舍,每间宿舍都配备了浴缸、电话、饮水器和洗衣设备,学校不间断供应热水,每个楼层还都有一个小厨房,嫌大伙房饭菜不合口味的学生还可以在小厨房里自己做饭吃。 其次,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是一流的,大多数教科书都用英文编写,任课教师也多为外籍教授。例如,上海浸会大学全校50名教授,其中22个是美国人,老师用英语讲课,学生用英语交流,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的口语水平高得吓人,只学一两年英语,就能跟老外顺利交流。(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