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官场吃喝风：与送礼一样成为通用的规则

韩载熙夜宴图（局部）

“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务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送，私送者定行特参。”

这是清朝道光十八年（1839年）初，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时发布的第一道公文。整篇公文与禁烟无关，而是针对公款吃喝。

据载，林则徐此行不但拒绝了一切接待馈赠，还轻车简从，随从“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相比利用手中权力一路吃拿卡要的官员，林则徐动用手中权力拒绝接待，可算是高风亮节。但此举也侧面说明了晚清官场吃喝风气之盛，一般官员即使心有抗拒，也几难免俗，若一定要像林则徐这般强硬，恐怕还得罪人。

这种官场风气并非晚清独有，而是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只要有官场存在，就少不了吃喝应酬。

权力与应酬从来都是相伴相生

权力与吃喝应酬，有时是个“鸡生蛋，蛋生鸡”式的问题。古代为官者，吃喝应酬是常态，几成官场规则，有时甚至不吃喝不应酬，就做不了官掌不了权。同样，历代农民起义虽常有“均贫富”之类的口号，但若真想起到煽动性效果，还是得拿大鱼大肉和女人说事儿。也正因此，农民起义往往陷入“革命尚未成功，大家已经堕落”的怪圈，久贫乍富的义军在酒色财气面前迅速腐化，甚至比他们曾经反对过的人更加不堪。

以权力换取酒色享受，自古便有。早在周代，《周礼·天官》中就有记载，“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有六牲，饮用六清，馐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这种宫廷宴会在后世因为物质的丰富而愈发繁复，最盛大的当属每年阴历大年初一的大朝会之后的宴饮，百官均要参加，还可以携眷，这个古代最高规格的公款吃喝活动从周朝便已开始，直至清亡。其他例行公事的还有新皇登基时的元会宴，改元建号时的定鼎宴，祝寿时的万寿宴等。

在皇权社会里，宫廷宴会属于“绝对权力导致的特权特供”，本不属本文探讨之列，但这种风气确实影响了官场生态，官员们上行下效，将宴会变成了一种固有流程，从升迁、到任到离职，还有寿辰、婚嫁等，宴会贯穿整个官场生涯。至于日常应酬更是生活的一部分，退朝了下班了三三两两喝个酒聊个天，是很多官员维系关系的必要手段。

如果官场动荡，官员调动频繁，这种宴会也会跟着频密，如《汉书》中描述，西汉后期就有“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的混乱局面。到了《后汉书》，又有“自是选代交互，令长月易，迎新送旧，劳扰无已，或官寺空旷，无人案事”的记载，可见迎来送往、吃喝应酬，已导致行政效率严重低下。

有时，官场应酬还会引发血案，两汉时期最著名的吃喝事件发生在演义小说里，《三国演义》开篇不久，倒霉的督邮就吃拿卡要未遂，还被暴打一顿。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此风仍盛，南朝设“迎新送故之法”，地方官上任和离任都得送礼，一般送故以三年为期，即离任后三年内，原任职所在地每年都得去送礼。各州郡甚至设置了“送故主簿”这一岗位，专职迎来送往。这一制度并没有财政拨款，“饷馈皆百姓出”，所谓“花公款”，成了“花公众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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