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领袖们吃过的工作餐

只剩下棒子面窝头和熬白萝卜条招待周总理

周恩来的工作餐很简单，主食经常吃些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

他从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叶。每次吃完饭，他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

当然，也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周恩来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

一位专机机长的回忆，颇为传神地反映了周恩来在饮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这位机长看周恩来吃饭时，掉了个饭粒在桌上，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笑着吃了。

1958年3月5日，周总理到重庆考察长寿湖规划，正值他60岁生日。周总理特地打招呼，不要虚张声势、铺张浪费、大操大办，吃饭要简单，只吃工作餐。这天饭菜异常简单，桌上最好的菜是工作人员到长寿湖上游打捞的长寿湖鲫鱼。事后，大家才知道那天是周总理生日，不少人都后悔没祝总理生日快乐。

在南开大学职工食堂里，一进门迎面墙壁上即是一幅醒目的老照片。这幅珍贵的照片清晰地记载了周恩来总理于1959年回母校视察时，吃棒子面窝头和咸菜的场景。

1959年5月28日上午，周恩来和邓颖超再次回南开视察。参观到下午一点多，周恩来到教职工食堂吃午饭。在这里，他用自己的行动为南开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增产节约课”。

“周总理来了！”这个消息使职工食堂的炊事员们又高兴、又窘急：那时候，“大跃进”的浪潮虽然还未退去，经济困难的阴影已经显现出来。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再加上当时午饭早已经开过了，只剩下棒子面窝头和熬白萝卜条——拿什么来招待周总理呢？

周恩来微笑着走进厨房，亲切问候炊事员们。他走到双手沾满棒子面的赵师傅面前，热情地伸过手去与他握手。赵师傅慌忙中赶快在水里涮了一下手，却仍然不好意思伸出手去。周恩来看出了他的心思，便和蔼地低声对他说：“不要紧，不要紧的。”一边说着，一边紧紧握住了赵师傅的手。

周恩来看到笼屉上还有午餐剩下的棒子面窝窝头，问过价钱后说：“挺便宜，我买两个。来一盘熬萝卜，再加两分钱咸菜。”并招呼随行的省、市领导同志和新闻记者：“就在这儿吃饭吧。吃饱了好去参观，你们忙了半天，肚子也一定饿了，坐下来一起吃，我请客。”说着，他便大口大口地啃起窝头来。一边嚼，还一边风趣地跟大家讲起他上南开中学时，在校长张伯苓家吃贴饽饽熬小鱼的故事。

食堂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食品给总理吃，炊事员们心里难受极了。幸好还有一个病号留下的鸡蛋，他们连忙用这个鸡蛋做了一碗热汤给总理端上来。周恩来客气地说：“不用了，随便吃一点，不是挺好吗？”吃完了饭，他叮嘱随行秘书务必把这一餐饭所需的粮票和钱，如数交给食堂。

“工作餐，我看西红柿炒鸡蛋就很不错了”

1975年重新“出山”不久，邓小平便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像我们这样的人，到下面去调查研究，不要给地方干部增加负担，不要搞什么招待，生活方面特别是在吃的问题上，工作餐，我看西红柿炒鸡蛋就很不错了。

1958年时，重庆市城市人口比重较大，副食品供应紧张，劳动力尤其不足。

这年11月初，邓小平在贵州视察工作，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随行。途中任白戈向邓小平反映了上述困难，同时提出：将江津地区管辖的巴县（现巴南区）、綦江和涪陵地区管辖的长寿三县划归重庆，扩大重庆的后勤供应基地。

11月5日，邓小平决定到基层作些调查，听听基层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在贵州视察后，邓小平一行先到綦江，计划在綦江的赶水区和县城作短暂停留。

下午6点多钟，邓小平一行到达綦江县城，到交通路的国营食堂吃晚饭。

为不影响食堂正常工作，邓小平要食堂照常营业。邓小平一行的晚餐十分简朴，主菜是活水豆花和綦江地方小吃——粉蒸羊肉 （又称羊肉笼笼）。几位领导吃得很高兴，对粉蒸羊肉赞不绝口；但回锅肉却有些不正宗，邓小平笑对随行人员说：“北方人搞的回锅肉，既不是北方味，也不是正宗的川味，很特别啊。”

作为和邓小平见面次数最多的外国人，基辛格曾向媒体透露他1982年访华细节：“邓小平请我去吃火锅，在一个单间；但餐馆本身却是普通餐馆，不是国宾馆。中国领导人带外国客人去普通餐馆吃饭并不多见。显然，那是一顿美好的工作餐，邓小平也没有把我当客人，而是当成他的老朋友。”（综合《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红岩春秋》、《最忆是南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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