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古城

公元2000年，错失但又无法抓住的独克宗发展契机

但凡世纪节点，似乎都有些足以影响后人百年千年的文化发现产生，比如，1900前后的中国，殷墟甲骨文的面世、敦煌藏经洞的绽开、楼兰古城的发现，都被公认为那时期的重要文化发现，而研究和影响一直持续至今。而且著名文化事件对一个地区全面发展的持续福报也是长久的，均应被视为世纪之喜。

公元2000年，又面临这样的时间节点，全世界都会浮想联翩。独克宗古城所在的迪庆州，这个时间节点前后，也正在创造性干两件大事，香格里拉县的更名和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而且，特别值得夸耀的是，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一两年内，云南省把这两件事先后尘埃落定收归怀抱。属于迪庆的发展刚刚开始，两大世界级品牌就落入迪庆的花房，谁敢说不是千年之喜呢？

不过，从发现的角度分析，应该被列为迪庆州甚至更高层面的世纪文化发现现象，我觉得应该是独克宗古城沉寂半个世纪后的再次被人关注。因为几乎与此同时，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其实已真正被慧眼发现，当然，认同所有的文化发现现象一样，由于地区整体文化层次水准的限制，同时也开启了独克宗古城跌宕起伏的命运。

2000年前后，一拨又一拨艺术家为代表的前卫人士开始游荡到古城，独克宗古城被发现就是一个必然，因为古城逐渐变为一个死城，六十年前最后一拨辉煌的段墙残壁、数百年前布下的框架格局、上溯到1300多年前的亘古情怀……在公元2000年前后，它们都在。这个时候的香格里拉人、独克宗古城人，他们都不知古城的价值，联想到殷墟甲骨文出土、莫高窟壁画重现，发展背景如此相似，文化背景甚至不如，命运多艰终究还是归为一声叹息。

我不知彼时对古城比我更有渊源、也掌握更多更大公权力的人是否失去更多关于古城发展的历史机会？但我曾经丧失过一个也有可能让古城发展得更好一些的机会，每每追忆，总是怅然。

2000年，我是中甸县县长助理，后任副县长，分管城建、旅游等等，有缘与艺术家及各类来往中甸的精灵频繁接触，若干次熏陶之下，终于依稀感到古城废墟之美，于是与艺术家们激情探讨，是否可以由一拨艺术家每人认领一户的方式来把握未来古城发展基本方向？深信只有艺术家才能做到让古城改造美上加美。

方案谈定，由我负责找人谈妥收购每一栋房屋价格，艺术家回去组织筹款。我找朋友去干这事了，因当时古城已实在不是宜居之地，迪庆经济发展亦刚刚起步，绝大多数均愿意出售古城房屋，好的5万元一栋、一般的3万元一栋。但当我把消息反馈给艺术家代表后，却发现他们没有了当初在中甸的激情。我不死心，觉得县政府应该把古城有效控制下来，给县长做了汇报，希望县政府可否拿出200万元控制下50栋古城房屋。但被否决，一个原因是当时中甸县政府确实拿不出这笔钱，第二县长认为古城里人际关系太复杂，是个麻烦窝子，不建议我去找麻烦。这个计划就此搁置，事实上政府自此也失去了控制古城的机会。

当然事到如今我仍然不好想象如果当初政府控制下50栋房屋古城情况会怎样？对于文化遗存，政府除了管控水准需要被考验，更大的考验是对于文化遗存的文化认知等级，因为正是认知水准会决定保护开发的基本水准。我设想了多种政府可能的做法，也许政府真能找到质地很高的专家，先保护下来，再精心拿出古城未来的发展方案；也许政府会大度些，会把50栋房屋真正交与50个精彩适合的承租人去改造经营；也许同样稀里糊涂弄成跟后来古城样子也差不多，政府不过是多了份物业收入而已；也许会变成权贵寻租的好舞台；也许政府会较长时间留下50栋房屋，拥有了更充裕的思考时间。皆有可能。

事实上，后来我们知道，政府失掉有可能得到的一个重要管控基础后，古城这一轮的开发，在若干因素的刺激下，逐渐演变成全民模仿开发改造的狂欢盛宴。

毫无疑问，作为古城居民，在没有祥尽的保护发展规划及相关保护条例出台之前，任何人都有对自己房屋进行改造的权利，一千个人对古城发展会有一千种不同认识，而认识的平均水准高低基本也就决定了古城的未来发展水准。2000年前后的独克宗古城就处在大变局来临前的颤动中。

老城牛棚

老城是一个很古老的存在，围绕着一个叫大龟山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一个寨子，绵绵延延几百间老房子，都已破旧不堪，往高处看，是一副错落有致的画，往小巷里去呢，分明是走在一段尘封的日子里，它的稀罕之处也许只在于，在藏汉结合的边缘，那是一个颇具规模的老寨子。因为经历过许多沧桑，虽然老了，架势仍在，不发一言注视着现在。譬如几百个百岁老人的无言聚集，那阵势，总要震撼很多年轻人的心灵，实际上是一种穿透时空的无言力量。这种寨子如今在中国已是如此稀缺。往东望去，城市没有什么区别的矗立起成千上万高楼大厦构成每一处的繁华所在，往西望去，时值今日仍然是说不尽的蛮荒与苍凉。事实上，自从这个国家的一个伟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的城楼上发誓要把所见之地布满现代化的烟囱后，几十年的时间，这个国家捣毁了如此多的千古传奇。到今天，未开发而相对成气候的老城，独克宗古城算是不多的了。

老城仍然存在，老城许多居民感受到生活在古城的诸多不便，纷纷搬出，择了另外的地，建起相对现代化的屋。很多老城房子，变成外来打工者栖息的租借地。老城越来越破，许多时候走在街道，难以见到人，非常适合想心事。

我一次次去老城，有时带朋友，有时一个人，只因为那里有个美丽的梦。后来因工作单位变动，终于跟古城扯不上关系，调离老城前给古城做的一事是，老城龟山脚下原有一井，清澈见底，是老城百姓饮水之源，前几年干涸了，不再出水，百姓各种说法都有。便让分管部门简单立个项目，搞了些隐蔽工程，让水依然从龙嘴里喷出，虽不是自然水源，老城好歹有了水，也许将会给古城带些鲜活的灵气来。

牛棚的出现看似偶然，但牛棚酒吧的主人一定没有意识到，它是在怎样关键的时刻，成了老城最生动的代言，而且在直观上，点明了老城改造的一个重要方向。

2003年5月前后，听说古城有一外国人在弄一个酒吧，动了心，就约朋友一块去瞧。看见了快要完成的牛棚酒吧，知道实际是一个中国艺术家，在国外呆了很久，约了个老外朋友，在香格里拉老城租了个房，然后在藏房的底层（实际是牛棚）就地改装。艺术家用他的天才，利用一切本来就有的东西，比如马槽衍变成照明的灯，断墙就近变成了门，老木板拼凑成极有特点的吧桌。总之那个底层变成一个极富个性并完全在想象之外的作品，艺术家的名字叫李效愚，他聘请了一个叫奥利的英格兰少年在做开业前准备。我很激动，我肯定做不出这样的作品，但我知道欣赏它，而且我知道，老城老房子的改造方向就应该这样。我几乎是用语无伦次且只是粗通的英语与奥利不断的交谈，他显然不是很明白我的欣喜。

后来《新周刊》主人孙冕老头欢天喜地从广州跑来了，还带来一帮美女，说是演员，见到我就说“非典”可把他憋坏了。我悄悄告诉他要带他去一个好地方，那时酒吧还没开业，我让奥利准备了两件啤酒，不出我所料，孙老顽童和美女们在那里全疯了，喝光了酒，就着老式唱机的音乐疯狂跳舞。一个女孩醉了，非要让人帮忙爬上那个挂在顶上的马槽，也许她想在上面睡觉，孙冕则靠在我的肩上嚎啕大哭，他为牛棚酒吧感动，也为老城整体未来担忧。那天酒吧里还有些外国人，他们平静的在旁边喝啤酒，不明白这帮中国人在干啥？表情都有些惊讶。只有我明白，但解释不清。

2003年迪庆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就是云南省人民政府迪庆现场办公会。会议前几天，我出差到昆明，有一天孙冕给我电话，邀我到创库吃饭，到之后我吃了一惊，原来是省长徐荣凯和几个艺术家、文化人在一起。饭局开始，徐省长说，因要到迪庆开现场办公会，想找各个方面的人再了解一下，对于办公会，对于迪庆发展，有些什么想法？那晚气氛极好，艺术家们几乎不让省长讲话，争先恐后倾诉着关于对香格里拉的一切设想。作为来自香格里拉的一个官员，感动让我选择了倾听，后来省长也问我了，记得我说了两句：中国太缺少政治家、艺术家、企业家三者高度结合在一起的作品，也许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孙冕接着告诉省长，让他去开会时一定到老城一个叫牛棚的酒吧去坐一坐。

迪庆开会期间，省长果然去了牛棚酒吧。因为原先没准备去那，还忙坏了地方搞保卫工作的警察。省长在酒吧里很开心，正式开会时，省长专门就古城的开发讲了不少篇幅，他描绘了一个诱人前景，希望在古城汇聚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旅游者置身老城，既能体验藏区古镇大不同，又能感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精致。也许，中午在一个屋子里吃到正宗的意大利面，下午又能在另一个屋品尝到顶级的法国葡萄酒，从而全方位在一个小的区域体验世界的不同。省长给了开发古城的前期费用，还专门交代说，关于古城的开发建设，他要亲自过问，我听了别人的会议传达，心想，古城，也许有福了。

牛棚酒吧出名了，因为到那时为止，酒吧还未取名，口口相传，大家都说牛棚酒吧，反倒成一个极好名字。

牛棚酒吧系着多少心智敏锐的中国人关于古城如何建设和保护的一个梦啊！牛棚似乎在最合适的时候出现了，所谓应运而生，因为做得极到位，很自然完成一个筛选，不少心性相通人，进牛棚后都被那些老的东西触摸到一丝丝柔软的地方。于是他们就懒懒留恋在那里，有一杯没一杯的喝酒，聊天、想心事。牛棚酒吧，则用一种实实在在、可以感受到的形象告诉很多人古城可以这样做。”

以上就是2003年底我写的文章摘抄，文章后来发表了，还编进我的书里。那时我的确没法想象，牛棚酒吧竟会如此昙花一现红颜薄命。没过几年就消失了，连带一批古城最早的改造者，也应了最早的革命者往往看不到革命的最终胜利这句话。

牛棚酒吧如果能留下来，因其历史地位，将来一定是古城文物级的存在。可惜很快就没了，原因与其它几家早期经营者大概一致，有点匪夷所思，但却是真的。

2003年云南省长办公会撬动香格里拉古城后，2005年又狠刮了一年中国最佳民族风情魅力名镇风，香格里拉古城一下从死城边缘迅速转向爆热爆红，古城尤其是古城整体上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普遍经历了悲喜交加的历程。

伴随着高速发展各种矛盾此起彼伏，因古城部分原住民契约意识的淡漠和缺乏导致的问题首当其冲。古城大热，物业价值和租赁价值都迅速几十倍增长。最早改造的往往意味着最早租赁的，从房屋售价可以想象租赁价格，第一批人肯定是以一个极低价格租到房屋且很容易签到一个较长时间的租约。经济价值的剧烈变化扭曲了部分原住民的人性，他们开始寻找各种机会希望修改或者背弃合约，部分人认为，他们在签合同时是上当受骗了，这种意识有相当时间里在市场蔓延。尤其令人费解的是，当地一些行业主管单位甚至是部分司法人员，居然也认同这样的观点，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放任了这种观点的蔓延。有很长时间，作为工商联负责人，我听着古城许多商户无助的向我们哭诉而我们也帮他们找不到申诉之门。而当合约可以变成一纸可以随意蹂躏的空文后，相当一部分人的寒心就不可避免，弱者往往变成来到古城辛苦耕耘的商家。

牛棚酒吧肯定也是这个原因，细处就不再描述了，也不想去全面了解。总之，牛棚酒吧经营者不得不走的前几夜，相识不相识的商家们常常会聚在牛棚，大家都在凭吊一个标志的陷落，一段美好记忆的消失。

直到今天，让牛棚酒吧等用如此不堪的方式和香格里拉说再见，我依然觉得悲凉，为牛棚酒吧，更为香格里拉古城，也为这个区域的依法行政能力。如今，依法治州已经提了很久，我依然觉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无论将来古城发展得怎样，这一段时间集中显现的多数人的恶总给人挥之不去的寒心感觉。如果没有香格里拉古城人整体的反思，同样的故事只会一遍遍不停循环上演。（陈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