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连清

在记忆的长河中，老家那台风箱宛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承载着我对母亲无尽的思念。它不仅是一件陈旧的器具，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亲情与岁月的纽带。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灶台上那台风箱，总是静静地立在那里。它的表面是灰褐色的，饱经岁月的沧桑，恰似一位佝偻着身躯的老人，见证着家庭的变迁。箱体前后各有一扇小风门，里面镶嵌着一块风板，拉杆穿出箱外，连接着一个手柄。每当母亲拉动风箱，箱体两侧的风门便像翕动的唇，有节奏地吞吐着人间烟火。那“滴笃滴笃”的声音清脆、响亮，宛如跳跃的音符，编织成一曲温馨的乡村农家生活之歌，在时光深处悠然回荡。

这台风箱，是独属于母亲的。

我的母亲，身材娇小，有着典型江南女子的温婉气质。她总是眯着细眼，后脑勺梳着一个乌木般的圆髻，穿着一件对襟布衫，将她的温柔与坚韧包裹其中。她的眉眼，总是弯着温柔的弧度，仿佛能化解生活中的一切艰辛。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家已是九口人的大家庭，“牙齿一畚斗”，烧火煮饭的重任，便全部落在了母亲柔弱的肩上。

天还未亮，门前栾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仿佛在说“快起快起”，母亲随即悄然起身。她前往河埠头汲水、洗菜、淘米，动作娴熟而利落。回到灶台后，她摆弄着砧板与菜刀，“咚咚”的切菜声撞击出细碎的晨光。接着，她下米入锅，一阵“窸窸窣窣”后，便拉动风箱，“滴笃滴笃”的声音随即响起。柴火在风箱的助力下，欢快地跳起橘红色的圆舞曲，温顺地舔着黝黑的锅底。随后，屋外便会升起一股青烟，袅袅升腾，漫向湛蓝的天空。一日三餐，四季更迭，年复一年，母亲用风箱演奏着锅碗瓢盆的交响曲，奏响了家庭生活的乐章。

风箱，不仅是母亲操持家务的帮手，更是那段艰苦岁月的见证者，记录着我家在那个年代的酸甜苦辣，也深深烙下了母亲勤俭持家的艰辛印记。

1959年，有关部门发出号召：“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平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那时，早晚稻熟，谷物飘香，我们能吃上嫩嫩的新米饭，那是难得的美味。然而，农闲时节，粮食便开始紧张起来，下锅的米越来越少。母亲烧一大锅清汤粥时，风箱急促地喘着粗气，仿佛在为生活的艰难而叹息，像老牛犁田般吃力。青黄不接时，日子更加艰难，番薯藤枯叶、焦藕根、花草苜蓿等都成了充饥的食物，吞咽时就像鸭吞螺蛳般无奈。有时，锅里甚至连一粒米都没有。整个上半年，我们全靠东海野生大黄鱼度日。那时，捕鱼采用敲罟作业，这种方式虽然能捕到大量的鱼，却连鱼子鱼孙都在劫难逃，导致市面黄鱼泛滥，价格贱到几分钱一斤。于是，我们三餐都是黄鱼加大头菜，再添点盐巴。在缺粮的日子里，名贵的黄鱼也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成为维持生命的食物。有些时候，杂粮、草叶、黄鱼也会供应不上，灶台时而温热，时而冰冷，风箱也时响时息，仿佛在诉说着生活的无奈。

母亲面临的困难，不仅是无米之炊，还有无柴可烧的困境。农忙时，趁着日头猛烈，母亲会将稻草晒干，堆满灶前。为了储存更多的稻草，还会把它们堆放成圆形的稻杆亭。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摆放着这些造型独特的稻草堆，宛如无数硕大的艺术品，构成了一道独特的乡土风景。然而，农忙过后，这些稻草也只能维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缺柴与缺粮如影随形。为了解决柴火问题，全家人四处打柴。树枝、草根、刺蓬、松针、牛粪等，都被我们带回家中。我曾到下马湾那光秃秃的山上捞草根，结果被逮了个正着，锄头、畚箕也被没收。严冬时节，朔风呼啸，我跟着堂哥去万米尖山耙松树针叶，费了半天的力气，也没能填满草篰。后来，兴起烧煤渣，母亲又到处去扫、去买。从此，一年中有半年时间，母亲都用煤渣烧饭。烧煤渣绝非易事，起火困难，稍不小心，火种就会熄灭；如果煤渣质量不好，还会中途熄火。为了让火持续燃烧，母亲拉风箱时需要付出加倍的力量。做一餐饭下来，往往需要两个钟头，母亲早已满身汗渍，手臂也拉得酸软无力，脸上还沾满了煤灰，成了大花脸。此时的风箱，拉得更急更响，仿佛在替母亲诉说着农家苦度岁月的艰辛。

一个燠热的午时，干燥与闷热笼罩着大地。母亲漫不经心地拉着风箱，我从田间疲惫地回到家中。突然，我发现烟囱与板壁接触处挂着的稻草起火了！我惊恐地大声叫嚷：“不好！板壁起火了！”母亲如梦初醒，瞬间撇下风箱，如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她迅速拿来一只大凹兜，从大缸里舀水，然后狠命地泼向板壁。如此几个来回，母亲以惊人的速度和勇气将火扑灭。平日里斯文、纤弱的母亲，在那一刻仿佛是一位英勇无畏的消防战士，她的果敢与坚毅，让我的心中涌起一股自豪之情。

家中常年养着老母鸡，这些母鸡会“生下”家中盐酒酱醋和我的书簿纸笔。母亲精打细算，偶尔会省下几个蛋，蒸给我们吃。每当蒸蛋时，母亲在灶台与灶前忙碌不停，风箱时拉时停，断断续续。蛋蒸好后，母亲总会在开饭前捞出来，泡在冷水里，然后剥开。她似乎生怕被别人看到，一边把蛋递给我，一边忙说：“快吃、快吃。”我张大嘴巴，三口两口就把蛋吞进了肚子里。那蛋清的脆嫩，蛋黄的醇香，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那是母亲给予我的浓浓的母爱。

每年除夕前，做年糕是家中的大事，无论年景丰歉，都要郑重其事地进行。做年糕是以大家族为单位，大伯和父亲、伯伯叔叔们一番嘀咕后，时间便确定下来了。大灶台、蒸笼、捣臼、捣碗等工具也准备齐全。做年糕的那天，各项工作就绪，大家各就各位，热热闹闹地忙开了。母亲依旧负责拉风箱，她身材娇小，与巨型风箱相比，仿佛小驹拉大车。但她毫不退缩，撸起袖子，一板一眼地拉着风箱，十分卖力。大灶里炉火熊熊，灶台上蒸汽腾腾。第一锅蒸年糕出锅后，各家都会先尝为快，大家狼吞虎咽地吃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吃出了祥和的年味，也融化了一年的艰辛。看着众人享受着年糕带来的快乐，母亲的风箱拉得更欢了。那时做年糕，一个大家族要连续做上三天三夜，一户做完接着一户。尽管大家轮流休息，但到最后，个个都累得瘫成一垛泥。然而，心中的喜悦却如同东去的流水，奔腾不息。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唯有母亲的风箱一直响着，声音依旧那么有力，那么铿锵，为这温馨的时刻伴奏，见证着家族的团结与传承。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母亲走得太累了，身体也越来越消瘦。她再也拉不动那陪伴了她大半生的风箱。1997年，母亲带着对风箱的不舍，带着对子女的万千眷恋，静静地离开了我们。母亲的墓安在泽国老104国道旁，那里绿树成荫，鲜花簇拥。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前去献上一捧花，烧上一炷香，寄托我对母亲绵绵不绝的思念。

那台风箱，虽然已不再使用，但它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成为母亲勤劳、坚韧的象征。每当我想起母亲，那“滴笃滴笃”的风箱声，便会在耳边响起，仿佛母亲从未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