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吉昌 和翠堂

当“牛倌”的日子

兰坪农中设在营盘镇的大甸坝，那时还不通公路，从北甸到学校要走4天。记得1965年春节刚过，父亲送我到学校，把我安顿好后他就回家了。我盖的被子是父亲从姑妈家要来的一床旧棉毯。学校“半农半读”，早晚上课，白天盘田种地。 老师看我年纪小，让我放4头牛、两匹马。我在兰坪农中上学3年多，当了3年牛倌，每天赶着牛群出门，随身带一本书。大甸坝周围沟沟箐箐多，到处是草山草坡，只要把牛赶到山沟箐边，人就可以万事大吉专心看书。这期间，我利用放牧这段独有的清闲时间，读了大量的课外书籍。《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就是在学校安排我放牛期间读完的。其中的《论持久战》《井冈山的斗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还反复读过。当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汇编》一书，其中一半以上的诗词我都能背诵。学校图书室里收藏的好书也几乎被我读完了，包括革命回忆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旗飘飘》，长篇小说《红岩》《烈火金钢》《风雷》《艳阳天》等作品，也都是在学校放牛期间读完的。我和朋友们开玩笑说，我的一大半知识是在牛屁股后面“捡来”的。

迪庆州首任记者站站长

那是40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就被派往丽江、德钦和维西三县结合部的一个藏族村——其宗村，写奴隶出身的生产队长阿登的家史。其宗村面向金沙江，是个三面环水、民风淳朴、人杰地灵的藏族村寨。为把稿子写得扎实一些，我在村里住了一段时间，白天和村民一起背肥料，收割庄稼，晚上参加生产队会议，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写成了一篇5千多字的稿件，自我感觉不错，但上级却没有通过，说被写的人物政治立场有问题，缺乏继续革命思想，不能为逃兵树碑立传。于是，根据上级的要求，我又重新到塔城公社启别、巴珠和塔城3个村，选择了3个藏族家庭进行采访，分别写成了《两代人的童年》《一饼老茶记深仇》《我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3篇文章。文章经反复修改，选入由云南人民出版社组织编写的《红旗卷起农奴戟》一书，1973年正式出版发行。在参加编写《红旗卷起农奴戟》一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李汝春、吕宝成两位恩师和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梁友璋老师的悉心指导。那时候，没有高速公路，从维西乘班车要4天才能到昆明，第一天住巨甸，第二天住下关，第三天住楚雄南华，第四天才到达昆明。记得有一次，我到昆明出差回来，遇到一个妇女从巨甸搭班车到维西县城。在车上，她看我，我也看她，似曾相识，原来她是其宗村人，我在其宗下乡时曾和村民一起劳动、开会。她问我家在哪里，我说：“维登，在维西县革委会工作。”她说：“你在我们村住过，当时我还以为你是修路民工，来其宗找媳妇。”我说：“不是，因为写一篇文章下乡采访，体验生活。”她说：“那时候你和我们背肥料、割黄豆，裤脚高一只矮一只，一点都不像国家干部。”我想到自己当年的狼狈样，也觉得好笑。

1978年，我在迪庆州委宣传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一天，州委组织部的巴桑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他说，云南人民广播电台要在迪庆设记者站，省里派人下来招记者，组织上推荐你为驻站记者。此前我并不知道这个信息，一时摸不着头脑，但心里还是很激动。巴桑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当省广播电台的记者。我回答：“当然愿意！”过了一段时间，省台总编室的董抱朴下来，他告诉我台里决定招收我为驻站记者。不久，我就接到通知，并于当年5月初到昆明办理报到手续。据说，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驻迪庆记者站是1949年以来省级在迪庆建立的第一个新闻机构，我是建州以来土生土长的第一个专职新闻记者，也是记者站站长，从那时算起我从事新闻工作已整整40年，其中有25年时间在迪庆记者站工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