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晓莹
近百年来,聂耳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情怀担当,是穿越时空的中国力量。聂耳精神中所展现出的为党奋斗的坚定信念、为国而歌的不懈追求、为民呐喊的创作立场,已成为红色革命历史的重要精神符号和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鼓舞全国各族人民。
作为生长在聂耳故乡玉溪的艺术家郭巍,他深谙“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这句话的含义,在长期艺术创作实践中,积极探索如何升华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性意义,并将其特质尽情泼墨在对当代美术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探索、图像建构的艺术创作上,充分发挥本土艺术主题性创作专业优势,切实把“做人的工作”与“推动创作生产优秀作品”深度贯通,传承红色基因,赓续民族精神,着力用心、用情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推出更多更好的能够反映时代的优秀美术作品。
此次“为国而歌”主题组画从创作选题上来说,运用中国画的表现形式,紧紧围绕“聂耳精神的艺术再现与传承”这一理念,选择聂耳4首代表性的音乐作品《码头工人歌》《毕业歌》《卖报歌》《大路歌》为创作原型,创作完成了《磨砺》《栋梁》《期盼》《前行》4件美术作品。组图将国家和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呈现的多重含义、隐喻价值和象征价值转化为绘画性的视觉形象,把高度凝练的视觉艺术与听觉艺术有机融合、相互映衬,力求借助绘画的图像语言,精准捕捉聂耳音乐作品中细腻入微的情感变化和深邃博大的思想内涵。
从艺术语言上来说,郭巍致力于突破传统中国画形式的束缚,创新性地融合了传统技法与现代元素。通过对色彩、线条、构图等绘画语言的精心设计,有序的布局能力让观者在欣赏画作的同时,能够感受到音乐的韵律与节奏,仿佛耳畔回响起那些激荡人心的熟悉旋律。这种可视的跨界艺术探索,不仅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形式,也拓宽了艺术学科边界,使聂耳的音乐作品再次以全新的感染力呈现于世人面前。
从意蕴内涵上来说,郭巍借助当代美术视野,以人文关怀,通过深入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努力还原聂耳创作时的心理状态,重点挖掘聂耳音乐作品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注入历史厚重感,从而更为准确地把握其音乐作品中的精神实质,实现个体生命对国家与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审美创造。这不仅是对聂耳音乐作品的艺术再加工,更是一次对其时代精神的礼赞与致敬。
1934年聂耳在上海港码头与搬运工人一起劳动,在此过程中收集素材创作的《码头工人歌》是组画之一《磨砺》的创作原型:“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码头工人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英勇抗争,把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军火扔进长江。整幅绘画作品从现实主义出发,运用明暗、远近对比的绘画手法,构图充满了张力,通过不同创作视角,对长江码头停靠的轮船、帆板、人物等细节进行虚实处理,以恰当的构图布局和丰富的人物造型来呈现码头工人忍辱劳动的场景和艰苦悲惨的境遇,达到画面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把氛围营造与内心世界融合浑然一体,不露声色地塑造了一批觉醒的英雄形象,展现出传统中国画的精髓和魅力。
组画之二《栋梁》以聂耳音乐作品《毕业歌》为灵感,二维平面化的构图形式,呈现出一种稳定而坚实的感觉,沿用中国传统绘画线条造型的表现技法,对青年人物群像进行刻画,每一个表情都可以作为一句铿锵有力的战斗口号。呐喊的口型与歌曲中“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交相辉映。高举的红旗与音乐的律点相结合的动势,形成了节奏鲜明、唱腔高亢的进行曲画面和强烈的视听冲击力。画面上传递出饱满的情绪附和着乐谱旋律,不断层层递进,是灵动跳跃的,是激情昂扬的,是有血有肉的。渲染出凝聚力量、振奋人心的效果与歌曲独特的节奏是息息相关的,更能表达出当时学生们的愤怒,不自觉地让观众有一种强烈的鼓舞精神,想迫切参与到救国救民、投身革命的急切心情——“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兴亡!”
音乐作品《卖报歌》描述1933年为了生计四处奔跑叫卖的小报童苦难生活的故事。组画之三《期盼》以该首歌为创作原型,构图严谨,笔墨厚重而富有变化,画面中的人物造型摒弃模式化静止的表情,用瞬间的姿态动作和恰当位置、角度设计,突出细腻的笔墨与宁静的形式感。两旁远去的欧式建筑,透视的构图布置简洁而富有象征意义。以绘画语言和笔调,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报童的苦难生活及他们对光明未来的渴望。画面中的“静”是包含着“动”的“静”,更加吸引人们视觉注意力。明晃晃的白色布衣在整个昏黄的色调中,格外显眼。冷暖色的微妙搭配,使画面既有岁月沉淀的沧桑感,又有对未来的期盼之情。这首歌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以绘画形式切入,更能直观感受人物交织的复杂情感和对社会变革的期待,绘画试图营造出的具有纪念碑意义的时代可视效果,从而对实现民族向心力的凝聚和民族自信心的树立,有着更加直观的意义。
1934年夏秋之交,聂耳随《大路》摄制组到无锡拍外景。当时,驻地附近正在修筑环湖公路,聂耳和工人们一起拉铁磙。组画之四《前行》以电影《大路》的主题曲《大路歌》为创作题材,郭巍以绘画语言呈现群体性的工人搬运场面,将蜿蜒的队伍置于画面中心线,由近及远延伸,形神兼备的人物在巍峨矗立的大山面前,起到了平衡重心的作用,且在大山的塑形上,既没有笔力过于单调,又没有太多滞留的笔法。画面中的人物姿态各异,淡染勾勒其形地塑造出人物形态特征,有的弯腰弓背奋力向前,有的相互搀扶合力挑担子……尤其在大山面前,人物的身影相互交错,形成一种紧密的力量联系,不仅有《伏尔加船夫曲》的悲壮,更有极富笔趣的钢铁意志和乐观精神。充实、刻意的审美布置效果下的隐喻效果,增强画面质感和丰富故事层次感,也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强意志和抗战到底的决心。
一言以蔽之,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就从哪里产生。郭巍摒弃了之前擅长的花鸟作品,积极结合主题性美术创作,探讨本土红色文化价值和人民群众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尤其对于人民群众的刻画,线条和墨色中尽是豪迈的英雄史诗,用画笔形式塑造出一套叙事的、抒情的精神系统和意义系统,使这些依托聂耳音乐作品所展现出的“家国形象”跃然于纸张上。每一幅画都永恒闪耀着信仰之光,凝聚着民族骨气,饱含着国运变化。4幅画不仅保留了传统中国画的特色和韵味,更在形式和技法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突破,使得整体画作在氛围上沉着有力,充满斗志,爆发出气壮山河的时代先声,滋生出振奋人心的中国力量,极易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对于绘画在“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主题创作发展、延伸、推广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自古以来,优秀的艺术家必然是人民的代言人。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不管是音乐作品,还是美术作品,以聂耳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先驱为创作主线,“为党奋斗、为国而歌、为民呐喊”的聂耳精神,叙的是奋斗,述的是大道。如果说诗书修志、音乐修心,那么绘画能让人回到时代中沉浸,概述一个时代的风貌,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启示的是当下,烛照的是未来。
“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郭巍尽情挥毫泼墨,丹青红装,为国而歌!
(载《云南日报》2025年1月4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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