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明 文/图

太阳年也称回归年，是以太阳为参照物，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一周所需要的时间。数千年前，出于计算尼罗河泛滥周期的需要，产生了古埃及的天文学和世界上第一个太阳历。古埃及太阳历最初一年定为360天，后来改为365天。一般认为最晚在春秋中期，我国中原地区也已经开始观测太阳运动制定历法。《汉书·天文志》清楚地记载了中华先民观测太阳活动的情况。傈僳族先民也观察到每年太阳会分两次回归——“擦离”（热回）即夏至、“简离”（冷回）即冬至。汉、唐以后，傈僳族先民逐步迁徙至中国西南横断山区，他们以十二地支为计算基础，辅以四季星辰、物候变化总结出一种与公元纪年十分接近的回归历。根据民国学者张征东有关文献记载推测，这种历法在维西傈僳族地区大概流传至公元1943年前后。

然而，历法的具体演算方式是一个长期性的谜团。虽然傈僳族农民、祭天大师、传统文化学者汪忍波在1925年前后创制傈僳竹书成功后，将大量的傈僳族古代记忆遗产和口头传说记载成文。但汪忍波及其弟子们留下的文献大部分被当作“迷信产物”毁于“文革”期间，仅有约十分之一被保存至今。《占卜经》《太极图》《历算》和《一年天气情况记录》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与历法有关的存世文献。

1988年，对包括中国古代历法、天文学家、天文起源和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等方面有精深研究的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陈久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木玉璋两位先生在《中国科技史料》联合发表了《汪忍波獐皮书中的傈僳太极图》一文，确认傈僳族的这幅先天（太极）图应是从古羌人中继承下来的，它是古羌戎文化的象征。陈、木二先生博闻强识，从历史比较、民族迁徙等方面据典力证、旁征博引，最后认为“傈僳族也是古羌人的后裔，在傈僳族中发现太极图绝不是偶然的”，并对其涵盖的古代天文地理知识进行了初步解读。维西籍学者李汝春、汉刚在同期参与木玉璋等人对傈僳音节文字文献的抢救性搜集整理工作。后来李汝春先生写成《关于傈僳族的历法》一文，对傈僳族古代有一种历法，而非花鸟历的可能作了基础性探讨，并对“阔时节”处于公历12月中下旬的原因进行了论述。木玉璋先生在有关傈僳音节文字的论著中，认为“汪忍波用这套文字记录了反映傈僳族先民历史的《祭天古歌》，以及其他一些神话传说故事，还记录了标志我国西南氐羌太极图的古代文化痕迹，以及傈僳族民间流传的十二属相天象历法，澄清了多少年来，我国史学界一直认为傈僳族以花开鸟鸣记年月日，只使用自然历法的说法。”

后来木玉璋先生完成了《傈僳音节文字文献研究》一书（共三册），收入了关于历算的章节，但仅通过古籍文献无法知晓如何运用这种历法。古籍文献只记录了全年12个月，有月大月小之分，其中“1、3、5、7、8、10为大月，每个月有30天；2、4、6、9、11为小月，每个月有29天，月大月小的计算在亥月结束。”记载比较模糊，既没有提出置闰年、闰月，也没有提出修正年轮的方法，只简单地记录了某年某月某日“太阳回归”，看似一部粗制滥造或传抄错误的历书。加之傈僳族的本民族学者稀缺，能读懂音节文字并有一定中文水平的人员更是屈指可数，势单力薄，天文历法研究更是无从谈起。李汝春、汉刚等人工作变动后，有关傈僳古籍文献的基本研究停滞了。关于傈僳族天象历法，长期留在了推测和传说之中。

在木玉璋等前辈打下的扎实基础上，汉刚退休以后不仅快速推动了傈僳音节文字录入中华字库工程，还加快对存世文献的基础整理和译注，先后完成《占卜经》《历算》《傈僳族音节文字古籍文献译注》（上、下册）、《傈僳族祭天古歌》等翻译、整理和出版，使得重新破解傈僳天文历法成为可能。

2021年，笔者注意到新洛村汪忍波故居南偏西山口上有两座形似玛尼堆的石堆，石堆上插有音节文字木牌画，不像佛教构筑，两座石堆间距约9米，呈东北—西南方向一字排列，村民称之为“苯盾倮”。据其音“苯”为傈僳古语，意为“日”、即太阳，“盾”为“看”或“瞄准”，联想可能与观测太阳活动有某种关联。2023年11月，县民宗局局长李志军、余鹏举、余鹏飞和笔者再次去实地踏勘。又发现另外4座指向不同的石堆，村民既不知其用处，也不敢破坏，把这些石堆当成“圣物”年年祭祀。何人所建、建于何时更是云里雾里，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讲了一段仙人所建的神话。从石堆和石堆旁的祭坛遗迹上长出的树木推测，这些石堆迄今不会少于200年。

2023年12月，通过实地测量和图上分析后，初步认为这些石堆可能是用于观测某种天象的构筑。为验证这些石堆到底是不是用来观测太阳回归，在2024年地球近日点（1月3日）之后5天，维西县民宗局邀请州内文博专家和部分天文爱好者前去观察落日与石堆的关系，众人目睹了期间落日点与两座石堆成一条直线的壮阔现象。同日夜间，另外两座石堆与三星（猎户座腰带）呈一条直线时北京时间是23:30，正是古代的“子时”。这两个观察结果，令在场众人震惊与兴奋。由此初步确认了这4座石堆与观测太阳和三星有关系。传说中的傈僳族天文历法——这个学术界的悬案，似乎在偶然之中被揭开了。

结合傈僳音节文字古籍文献和天象观测遗址的发现解读：傈僳族曾经使用的这种历法不按朔望月，也不置闰年、闰月。将全年12个月分属不同的十二地支，以“丑月”为首起算，有7个大月5个小月。大月30天、小月为29天，全年总共为355天。但就此分析，按理还有10天才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的一年365天。另外10天去了哪里呢？答案原来是傈僳古历法文献记载的“月大月小亥月结束”。傈僳太极（年轮）图中“亥月”对应的是11月，说明之后的12月（子月）不计大小。每年的12月（大月）可能是正常纳入的30天、也可能大于30天。

由于十二地支的深刻影响，傈僳族先民虽然已经知道全年有（30迥×12天/迥）360天左右，但真实的年轮并非十二地支（12）的整乘倍数，因此出现累计天数和十二地支相结合计算年轮的方法。即：最短的太阳年轮不少于通过月大月小累计的355天，最长自然天数不超过十二地支31次循环总数，即31迥×12天/迥=372天。以上推演的意思是：这种历法除1—11月有既定的天数外，每年的12月份是个不定数，可能是30天或者47天，因此全年是355—372天，之间有17天的误差。这17天中哪一天才是年尾呢？原来是通过观测太阳来确定的。具体方式是每年按照十二地支和月大月小循环累计至11月底（325天）时备粮或狩猎，11月也被称为“狩猎月”，至12月（355天）时酿新酒筹备祭天，因而此月也俗称“纸扎哈”（酿酒月）。12月以后，祭司们以地上的石堆、祭坛或树影为参照观测太阳。当太阳对正两座“苯盾倮”（观测太阳回归的石堆）落下山口，即认为是“弥米离拉”（太阳回归日）——旧年的最后一天。那什么时刻开始算新年的第一天呢？智慧的傈僳族先民又结合了星辰变化。在测定太阳回归日当夜，三星（猎户座腰带）和北斗七星（大熊座尾巴）在南北两端与两座“格盾倮”（观测星星的石堆）呈直线时，即是新年、新月、新日、新时（子时）的开始。子时，象征辞旧迎新的祭天仪式正式在郊外开始。傈僳族先民认为此时“人离天最近”，人类的愿望和祭祀活动更容易被天神感知而得其垂佑。巧合的是这看似迷信的认识，却被现代天文学证明——冬季归期正是一年中太阳距离地球最近的时段，即“近日点”。不得不叹服傈僳族先民的伟大智慧。祭天仪式通宵达旦，其中子时一般被认为是傈僳族传统意义上的新年——阔时，这应该就是傈僳族阔时节最早的来历。

因无法做出准确的天文和数学计算，且历史上长期未出现或保留本民族文字记载，在这种历算中，傈僳族根据经验认为太阳回归不是某个时刻，也不是至某一极点后直接匀速返回，回归期间落日点会在半个月的时间段内南北跳动，直至某一天正式向北返回，这个期间就是测定太阳回归日的时段。这种看起来很粗糙的认识，在人类童年时期必定是堪称伟大的发现，事实上至今仍然有它自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由于观测太阳活动的需要，出现了上述观测太阳和星星的石堆（有些地方则以大树和山口为记号），各村落会通过这些参照物观测太阳回归日，自行决定该村落具体的阔时（新年日），至今的阔时节由此演变而成，傈僳族阔时节因而不是具有准确日期的节日，而是一个17天以内的时间段。

通过石堆观测太阳回归、三星纪时确定太阳年轮的方法，在观测太阳回归日出现最大误差的情况下，最长的一年可能有372天，最短的一年则是355天。至少每年举行一次的祭天民俗传统活动，实际上以十二地支计算并结合观测太阳、星星的方式对太阳年轮完成了年度修正，使得每个太阳年不会少于355天，也不会超过372天，在确保当地太阳年轮基本准确的同时，省去了通过“置闰”对每年365天（实际仍有误差）进行修正的复杂计算。这是适合傈僳族生存环境的一种简单实用的办法，迄今仍然可以在横断山区指导农事活动。由于观测太阳回归年轮和星辰时轮的方式较为烦琐，且傈僳族经过长期迁徙已分布在南至北回归线、北至北纬27°、海拔3000米—800米的地区，为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发展衍生出一种新的物候历法，就是现在广为宣传的“傈僳花鸟历”。

维西傈僳族太阳回归历包含了银河运动、太阳历、星辰历等古老天文知识。认为“岁首为丑、月大月小亥月结束”，子月（12月）不定天数，同时又将十二地支以12个月的方式分配至不同农事活动周期的方法，似是中国殷历、周历、夏（农）历以及中国历史上祭天活动融合发展的古老历法，是傈僳文化源于中华古代文明的有力实证之一。在迪庆发现的傈僳族天文历法遗址处于横断山区三江并流腹地，这里正是古代青藏高原文化与南亚文化、中原文化与印度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富含很多古代人类文明交融的信息，结合近年来在澜沧江流域发现的一些文物遗址，在今天仍然有继续研究的价值。

维西县康普乡望达古代天文历法观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