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连清

信步在老家的村头地角、田畴河坎，我不由得想起已经逝去的老一辈，仿佛他们还在与我对话。花眼二爷就是其中的一个。

二爷的名字叫陈二姐。旧时农村少有文化，为便于养活，男人叫大姐、二姐，大狗、二狗，大猫、小猫的甚多。在我的家乡，父辈中年纪大于父亲的叫伯爷，陈二姐按排行就是二爷了。我家与二爷的亲缘关系约略可追溯到高祖辈，那时是同一家。

二爷是个残疾人，眼花了，但中等身材的他，脸庞黝红，剃着平头，还是挺精神的。二爷说，他11岁那年得了天花，那时这种病无法医治，一连高烧十几天。前二三天脸上出现斑痘，再几天化脓，接下来一个月变为疥癣；高热一退，脸上就留下了坑坑洼洼的麻子。长时间高烧，眼睛也被烧坏了，黑眼珠也变白了。古时阮籍的眼睛能由青变白，由白变青。二爷不能，全是白的了。

真是祸从天降啊！江南水乡桃红柳绿、竹翠稻青、水光潋滟，“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但这些都已不再属于二爷了。他被命运之手猛烈推入黑暗世界，就似一个天体掉入无尽的黑洞，不见一丝光线，永永远远！

少时，我常常凝视着二爷的脸庞发呆，不禁感叹：人生怎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啊！

眼花之后，二爷就依靠着一枝竹杖探路。竹杖的敲击声传递着不同的内涵。敲在石头路上是“笃笃”的响，敲在楼板上是“咚咚”的响，敲在瓦砾上则是“扑扑”的响。竹杖声声，我就可判断出二爷在哪个方位，是进来了还是出去了。从门口到河埠头50来米，他会放手走一段平路，下到不规则的石级阶梯时则小心翼翼；到了河边，他便将竹竿踩在脚下，然后洗碗、洗衣服或洗澡。一切都如此地得心应手。我们这个自然村三面环河，一面连接着“大陆”，这给他带来了更多的不便，而人们却几乎天天能看到他进出的身影。看似他和正常人一样在生活，可又有谁知道，多少次他碰得鼻青脸肿？又有多少眼泪在心里流成了大河？

我的老屋在村西头，有个阁楼，但前阙开不了窗。隔壁“二间”的前阙也一样，住着二爷；后阙是堂兄国定、明友的住处。我和二爷的前阙只隔着一张木板。二爷的房间铺有一张床，前面放着缸灶。烧饭用稻草或木柴。一个瞎子，要把柴禾往灶膛里塞，用火柴点燃，在漆黑中做饭，其难度可想而知。可多少年来，从没发生过一次火灾。想不到，另一把火却差点把他给烧了。那是一个夏收时节，我家西边的烟囱旁挂着稻草，我从田里回来，刚好看到火苗在稻草上蔓延，便大声叫喊：“着火了！”母亲迅速用脸盆端水浇了几次，才将火扑灭。我告诉二爷，再过五分钟，我们的房屋怕是会化为灰烬，并打趣道：“我们的眼睛长在额头上，还不如你长在心里的眼睛啊！”他会心地笑了。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这是对二爷的写照。他孑身一人，一对半脚印，进进出出，艰难地为生计奔波。四周的小集镇，如莞渭蔡、神童门、横峰桥等，他都得去光顾。横峰桥是四九集市，他总是拄着竹杖，探三五里路，站于街头巷尾，有好心人路过，给他三分、五分，或粮票三两、五两。如果遇到我们正在赶集，就唤他乘船返回。周边村有红白喜事，他会去赶场，说些吉利的话，主人会安排他吃一顿，还可能赏给一些小钱。但有一条，他不去本村赶场，他知道本村都是困难的，没有殷实人家。周边的几户人家到了上半年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眼巴巴等着政府的救济粮。青黄不接的时候，二爷往往要不到饭，就饿着肚子回来，一天能吃上一顿也算好的了。有人说二爷：“这花眼有钱有粮票，算他殷实。”但我以为，他只是维持活命而已，说他的那些人真是“自己肚饿猜人饱”啊。

我不由得想起清嘉庆年间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食不果腹，冻死街头之前写下的《绝命诗》：“身世混如水上鸥，又携竹杖过南州。饭囊傍晚盛残月，歌板临风唱晚秋。两脚踢翻尘世界，一肩担尽古今愁。如今不受嗟来食，黄犬何须吠不休。”

20世纪60年代，家乡有“抢八碗”的习俗。有人因家事不顺，或生病、或蚀本，以为周围有魔鬼在捣乱，于是就烧一桌“八碗”摆在路边，烧香念咒，呼唤鬼魂食用，祈求不要再与主人作对。一待仪式完毕，许多人就一哄而上抢食“八碗”。这在事前都是保密的，以免惊吓魔鬼。一个春深的夜晚，我得知本族一户人家要“抢八碗”，就早早蹲在村口，待烧好纸钱，摆出“八碗”，我盯着那碗猪肉，迅速动手拿住，黑暗中有大手伸出与我争夺，我尽力扭住不放，溅得满衣油水。我终于拼力将肉夺到手中，箭步跑到二爷楼上，叫他快吃。他用颤抖的手接过去，连声道谢。

二爷双目失明，可他的记性和心算能力却是超乎常人的。队里每家每户的人口数，每个人的出生年月日，谁家儿女是哪年哪月哪日结婚的，他都记得。凡是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人们都会来查他这个“活字典”。二爷的心算能力也在方圆几里内无人能比。如分粮食、粮票、稻草等，只要定下人口基分占多少，工分占多少，他就可随口说出应该分到的数目。于是他成了队里的“编外会计”。我在读小学时，曾与他进行万数以内的运算比赛，我用笔算，他口算，每每都是我败下阵来，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我和二爷、国定家近在咫尺。每到夜晚八九点钟，我们躺在床上，说着家长里短、新闻八卦，这是独属于我们的“燕山夜话”。有话题就有一搭没一搭说着，没话题就叫二爷讲笑话或猜谜语。他总是给我们说些有算术情节的故事或谜语。记得有次他出了一个谜语：“十加十还是十，十减十还是十。”我们猜啊猜，就是猜不着。后来我突发奇想，说：“手套。”大家哄堂大笑。二爷又出了一个谜语：“吊死鬼不穿衣服。”我们群策群力，最后认定“这就是二爷你——死不要脸。”我们又大笑了一番。这笑声从低矮的小屋传开，洋溢到道地头、河埠上，洒落在泠泠清波之中。每每说得久了，我会被说笑声带入梦乡。第二天一早，又闻二爷“咚咚”的竹杖声响起，我就匆忙准备去上学。

二爷去世已有许多年了。作为饱尝艰辛、历经磨难的盲人，活到七八十岁也算高龄了，村里人都说这是善终。二爷的一生是卑微的一生，但在我的心目中，他的一生也是有尊严的一生，闪耀着清风高节的熠熠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