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禹中玉

1968年我初中毕业，因为当时的特殊原因未能继续升学，所以，我的基础学历是初中，后来在部队和地方的工作实践中，通过自学积累了一些知识，勉强能够适应工作。

1984年，我进入县级领导班子并分管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教育、文化、卫生工作，每天都要和知识分子打交道，可我不是知识分子，颇有点外行管内行的意味，此时我才意识到相应知识的重要性。

1988年，云南省委委托省内十所大专院校面向全省定向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时任中甸县县长单增和县委组织部部长余化群给了我报考的机会，但有件事让我感到十分为难，1986年再婚后，两个孩子由远离县城独自在原中甸县虎跳峡镇创业的妻子照料，大儿子禹·索琅农布跟我在县城读书，如果脱产到昆明读书，禹·索琅农布的生活成了难事，再推给妻子于心不忍，让孩子单独留在县城又不放心。面对困难我曾产生过放弃报考的念头，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还是决定拼一下，同时也想借此机会检验一下自己的实力。于是就报名参加考前复习，没想到考试领先强劲对手，被昆明市委党校录取。

位于昆明东郊白沙河畔的昆明市委党校是我的大学母校。那里远离城市喧嚣，有最适宜读书学习的环境。学校管理人性化，领导平易近人，教师循循善诱，员工服务热情，学员是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民族兄弟姐妹，大家在学校里形成了团结友爱的群体。我把所有美丽的词汇用来形容我的母校，是因为我对她有着深厚的感情。在那里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获得了文凭，更让我感到一种家的温暖。

入学后，我把碰到的困难如实向学校反映，请求学校帮助解决孩子随读的问题，班主任和校领导十分同情我的处境，及时派人联系附近的小学，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更令我想不到的是，为了照顾我们父子，避免影响其他学员的学习和生活，学校给我安排了单独的宿舍，提供了诸多方便。

1989年藏历新年，昆明市委党校校长杨益贵端着一口缸酥油到我住处，和蔼可亲地对我说：“今天是藏历新年，我用藏家的特产慰问你们父子，祝你们节日愉快，扎西德勒！”我连忙说：“谢谢！谢谢！”那时的我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母校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感到无以为报。

1989年6月，云南省委干教委、省委组织部组织来自全省各地的少数民族干部专科班学员，在云南大学开展演讲比赛，党校指定我参加比赛。为了给学校争光，我使出浑身解数，决心拿一个好成绩。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拿到了这次演讲比赛的第一名，用最佳方式报答了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