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著虹

姨父是我童年时期相处时间最长、对我影响较深的长辈之一。姨父姓左名正，鹤庆县城后街人氏。“文革”初期我父母被列为批判对象，无暇照管我们兄妹三人，便把我们寄养在姨父家里。那时姨父家的老表和我年龄相仿的也还有三人，那么一大家子人一起过日子，生活困难那是自然的。

但即便那是困难时期，姨父却从来不敷衍着过日子，他是个体面和做事认真的人，穿衣服总要整整齐齐，即使是旧衣旧裤，他也要穿得干干净净。他常说：“好看一顶帽，邋遢一双鞋。”要我们平时在学习和做事中，也要像穿衣戴帽一样，做到严肃端庄、斯文典雅。这或许是因为姨父年轻时家境殷实，解放前他有上学读书的条件，所以在学校里养成的好习惯。姨父是解放后中师毕业参加工作的，起先他在小学里当教师。

初到鹤庆时，我总拿父亲和姨父作比较，感觉姨父有文化、显年轻。诚然他比我父亲小五六岁，不像父亲是苦水中泡大、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所以父亲和他对后辈的成长期许有着不一样的认识。姨父对我们和他的儿女采取的都是顺其自然的教育方式，使得我们从小就有自立能力，能做到自我约束和自我学习，生活方面不依赖别人。由于我在姨父家生活时间较长，姨父的思想观念和做事方法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至于在我身上或多或少有着姨父的痕迹。

记得我们到鹤庆的那年，上学第一天是姨父带我和弟弟到县城小学的。可姨父却不在县城小学里任教，他教书地点是在一个叫“板桥”的农村小学。后来我听说他是板桥小学的校长，所以人们都叫他“左校长”或“左老师”。由于板桥小学离县城较远，一开始姨父只有星期六下午才回县城家里，星期天晚上就得回到学校，有时遇上大雨天气，他便打着一把雨伞走出家门。

也许那几年里受到了“文革”运动的冲击，我所在的城镇小学出现了停课现象，姨父好像也不再按时到板桥小学去了。很长时间里他总是待在家里看书学习，有时做点家务事。我们那时无所事事地东游西逛，打发虚度年华的光阴。

但要说姨父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那倒未必，他待在家里时，时常探听外面的情形和消息，而又做些书法、剪纸之类的事。他是个才华出众的多面手，那时县文化馆举办“忠”字献礼，姨父用彩纸装裱的一轴拼图字画，博得了很多参观者的好评。

记得有一次，他为校区教师的演出活动忙碌起来，演出需要穿着民族服装，那时在鹤庆县城根本借不到民族服装。他便向隔壁邻居借来多床被面，说要用那被面做民族服装。我纳闷了，那被面做成服装后还是被面吗？可只见姨父把它们折叠成服装样式，再用针线把“衣料”简单连起来，就这样“做成”了藏族和维吾尔族的服装。演出结束后，把针线拆除后，再把被面还给了人家。

我很钦佩姨父不显山露水的才艺，感觉出他有真才实学。可他却不把“绝活手艺”传授给我们，只是默默地用言行作表率。他热爱学习，总是手不释卷，却没有过对我们和他儿女们的学习辅导；他热爱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却也不见他教我们识简谱或操琴。他告诉我们说，所有知识全靠自己的心去领悟。

开始我以为姨父是好面子，怕自己的观点被人耻笑，因而不妄加评论当时的文化事物。但又从他平时说话的用典、和随口道出的诗句中，不难看出他博学多才、满腹经纶。直到后来我才悟出，姨父之所以怕说长道短，是因为他怕祸从口出，被别人抓了“辫子”，上纲上线。所以他沉默不语，其实是无奈之举。由此可见，姨父是一个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人。

曾有一次，一位姨父的同事找到他家里，他是来劝姨父参加“造反派”组织的。来者眉飞色舞地对姨父说：“左校长，你这‘左正’的名字太好，现在所有地方组织都在争当左派，你何不如以自己名字做形象，到我们组织中大显身手、干一番事业！”姨父笑了，他婉言拒绝了来者的邀请，却又躲不开他的盛情，只好答应可以帮他写点发言稿子和批判稿。后来我得知来者姓李，是姨父所在学校的一名教师。这位姨父手下的李老师，当时是鹤庆县造反派组织中的头面人物。

后来鹤庆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那造反起家的李老师竟然还成了“县革委会常委”。春风得意的李常委倒是个不忘旧情、惦记故友的人，他又来到姨父家里，劝说姨父到县供销社工作，说可以让姨父做县供销社“领导小组组长”。还说：“那可是一个实权部门，能掌控全县的紧俏物资。”为此姨父对他说：“我这小学校长都还没当好，怎么能胜任那经济工作？”姨父没有去做县供销社的领导，但却被调到了县革委文卫组工作。

一天姨父下班回来对姨妈说：“人家动员我入党，你说这党是入还是不入的好？”只听姨妈对他说：“入党有那么容易呀？那可是要出头露面的，我看还是过太平日子的好。”开始我以为姨父是与姨妈说笑呢，哪知这以后姨父果真没有申请入党，直到退休他还是个党外干部。

就因为姨父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对我少年时的性格和志向造成过影响。他塑造了我们热爱学习、不嫉妒别人的品性。却又在很长时间内，被老师和同学看作是“不求上进”的人。到了文革中后期，我们兄妹三人回到了父母身边，我到了中甸一中读书。就因为受过姨父的影响，我长期没有提出过入团申请，学校团总支书记便找到我父母了解情况。我是在父母的教育帮助下，才转变思想观念的。因而直到我高中毕业前，我才成为班里的最后一名新团员，也就那以后，我才感觉到自己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

这之后“文革”结束了，我听到了鹤庆县开展审查清理“三种人（“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的活动。曾经是造反派头目李常委受到了查处，他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也就在那时，很多人都对姨父刮目相看，人们不再认为他思想保守，而称赞他是有智者。可姨父好像还是那么心静如水，他依旧默默无闻地上班工作，诚实和勤勉地做人做事。他那没有非分之想而甘于寂寞，不攀附别人而藐视虚荣的品德，还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以后姨父继续在鹤庆县教育局工作，再后来他被调到了县统计局，但实际上一直被抽调在县委史志办工作，直到他退休。遗憾的是，至今我还没看过姨父写的署名文章，因为很多志书的文章都没有作者姓名。但我相信姨父的写作能力不会低，若不是这样，他是不会在文字工作岗位上那么几十年的。1986年61岁的姨父退休了，他虽然没有在工作岗位上谋得过一官半职，却心满意足于不曾为晋级升迁而苦恼，也不曾为人前显贵而烦闷。

2010年，85岁的姨父去世了，那时我终于明白，姨父淡泊名利的品格，是他修身养性的心境，是他坦荡为人的胸襟。他把“明白做事和低调做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也书写出了他生命的璀璨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