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有您，我的陈老师

这些天，只要打开电脑，关于人工智能的信息便铺天盖地闯入眼帘：人工智能老师、医生、护工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人工智能诗歌等。

在人工智能大潮涌动的背景下，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工智能老师大量进入教育教学领域后，我们该如何当好一名教师？

当我苦于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时，陈老师的形象鲜活地呈现在我的眼前。1975年9月，按照九年一贯制教育政策，我上完小学无需考试直接进入初中。陈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开学第一节课，陈老师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双很小的眼睛里透着慈祥和睿智；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一双帮子磨破了的布鞋，简洁而朴素；青蓝色帽子下露出的斑白两鬓诉说着他的年龄；被烟草熏得焦黄的左手食指和中指折射出他的嗜好。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师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老师和父母都将其归咎为脑子不灵。到了初中，脑子不灵的定义就像桎梏灵魂的枷锁，使我自卑、不愿意跟别人交往，学习成绩每况愈下。在一堂数学课上，数学老师把我叫到黑板前解题，还没做完，数学老师就怒斥道：“滚下去！你不是学数学的料。”在同学们的哄笑声中，我含泪走下讲台。

无论如何，人来到天地间总要活下去。好在我的身体没有什么毛病，发育得也不错，体重70斤的我能够背负80多斤的柴火，大人们都说我能吃苦。当时老师也不给我们布置家庭作业，更没有校外辅导机构。我每天下午放学的第一件事就是背着背架上山砍柴，每天最有获得感的事就是能为家中的那口“老虎灶”提供燃料。这种获得感给予我那颗孤独的心些许安慰。

少年时期是充满梦想的，同学们有的梦想着当科学家、有的梦想着当医生、有的梦想着当县长……尽管脑子不灵，但我对自己的未来还是有打算的：凭力气砍柴、打土坯售卖，或者做搬运工。

怀揣“打算”，我日复一日地重复“上学—砍柴”的故事，过着没有一点“涟漪”的生活。然而，有一件事使脑子不灵的我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生活随之泛起了“涟漪”。上初一那会儿，每周都安排有一个下午的劳动课。那天下午的劳动课，学校安排给我们班的任务是到城关大队第三生产小队搬运玉米。我们背着篮子按时到达指定的玉米地边，正当要干活时，陈老师对我们说：“明天的作文题目是《记一次劳动》，大家要用心记录劳动、感受劳动、体验劳动，用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反映劳动生活的意义。”

脑子不灵的我有一个优点——听长辈和老师的话。在第二天的作文课上，我按陈老师的要求完成了作文。两天后，陈老师给我们上作文讲评课。一件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陈老师竟然将我写的《记一次劳动》作为范文进行讲评。当时陈老师给我的作文评语至今还印象深刻：“中心思想突出，内容真实具体，层次分明，语言流畅”。

听了这一评语，同学们第一次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我第一次从同学羡慕的目光中获得了受到尊重的自尊和自信。

更让我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陈老师上讲评课后的第二天，我的《记一次劳动》在学校黑板报上发表了。因为兴奋，我第一次失眠了。

这件事使我看清了自己：原来脑子不灵的我还是能做成别人能做成的事情的。

陈老师给予我的是激励，更是鞭策。秉持着“能做成别人能做成的事”的自信，我爱上了阅读，爱上了写作，读书和写作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的生活从“上学—砍柴”变为“上学—砍柴—读书—写作”。这一变化使我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看到人工智能老师的相关信息，我又想到了陈老师给我们上的电教课。初二秋季学期，我们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叫作《长征组歌（节选）》的课文。星期三上午连着两节课都是语文。跟往常不一样，陈老师抱着一个新鲜玩意兴高采烈地走进教室。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新鲜玩意放在讲台上，介绍说：“这是留声机，也叫电唱机。等会儿它就给你们唱《长征组歌》。”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留声机发出的美妙声音震撼着我的心。“留声机”这一新奇刺激物的作用太大了，听了两遍，我就学会了《长征组歌》；跟着唱了五遍，我便深切感悟到了《长征组歌》的深刻内涵。

为什么说留声机是新奇刺激物？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教材就是当年课堂教学的标配。偌大一个县，能有留声机的单位不超过5个。事后我们才知道，陈老师的留声机是跟县文教局办公室借来的，驱动留声机唱起来的是电池，而电池是陈老师自己花钱买的。当时，老师每月的工资还不到30块钱，买电池就花了陈老师3天的工资。

40多年前，留声机成为陈老师的教学辅助工具。40多年后，人工智能老师将成为“陈老师”提高教育教学效率的工具。纵观科技进步史，任何发明创造靠的是人，任何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者也是人。

在初中的岁月里，我从来没见陈老师发过火。课堂上偶尔有同学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陈老师也不管他，直到下课才单独找这位同学谈话。陈老师找同学谈话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为了找到出现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陈老师这样做不仅没有丧失威信，反而赢得了同学们的尊重。

1978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考上了师范学校。按照当时的制度，考上师范学校就等于在体制内端上了“铁饭碗”。语文成绩是我能端上“铁饭碗”的重要支撑，在我的中考成绩中，数学、化学两科成绩加起来还赶不上语文成绩。

3年的师范时光转眼即逝，毕业时，突出的文科成绩使我感到自豪。1981年8月，我被分配到一所农村小学任教。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平房是我的卧室兼厨房，一张用两条长凳支撑起的四块木板是我的卧榻，在微弱的蜡烛光下备课、批改作业、读书、写作是我的工作常态……条件比我想象的还要艰苦。

然而，艰苦的生活一点也没有泯灭我的意志。我把工作当学习，把学习当工作，并将学习工作的感悟转化为文字。1982年秋天，迪庆州文联办的文学刊物《原野》发表了我的散文《木瓜花》。因为兴奋，我第二次失眠了。紧接着，我相继在《原野》《大西南文学》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3篇散文。我的名字也随着文学作品走出了山村小学。

当时的县文教局局长是个文学爱好者，他通过文艺刊物看上了我。1983年6月的一天，他叫校区负责人转告我，做好调动工作的准备，8月份就下调令。局长真的兑现了诺言，当年8月，我调到文教局，从事文秘工作。1985年7月，我考入丽江教育学院，学的是汉语言文学。教育学院毕业后，我先后在县文教局、县委党史征集研究室、县广电局、保和镇政府、迪庆日报社等单位工作。无论岗位怎么变化，我干的都是热爱的文字活。有不少朋友问我：“你干这么多活感到苦吗？”我总是这样反问：“干自己喜欢干的事何苦之有？”

可以说，干文字活是我一生的衣食来源，而引领我获得这份衣食饭碗的人就是陈老师。

世界之变实在令人眼花缭乱！但不管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生活必将以新的方式继续下去。

当人工智能老师即将广泛应用到教育教学实践的时候，我更加感恩陈老师——幸亏有您，我的陈老师！细想起来，陈老师在短短3年时间里传授给我的不仅是知识，更是获得知识的不懈动力和一辈子管用的学习方法。

陈老师当了我3年的老师，不，他当了我一辈子的老师，因为他教给我的方法至今还管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陈老师身为人师，其教学造诣达到了“教是为了不教”的境界。

当想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广泛地接受人工智能老师教育的时候，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迫切愿望：但愿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遇到更多的“陈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