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贷佳话

1959年到1961是我国生产生活最为困难的时期，史称三年困难时期。造成困难的原因既有天灾也有人祸，客观地讲，天灾是主要原因，全国大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旱灾，粮食大面积减产。所谓人祸，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国际上，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加之前苏联与我国反目，逼我国还债；国内因素主要是脱离实际，盲目冒进，社会主义尚处在初级阶段，但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发展周期过短，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要求。

针对这些问题，1961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于1962年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此次会议从中央扩大到地方县级，参会人数多达7000多人，故称之为七千人大会。毛主席带头在会上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会议检讨了自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高速度、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从我国当时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出发，对生产关系作了及时的调整，在坚持集体生产的前提下允许农户保留适当的自留地作为集体生产的必要补充，半农半牧地区允许饲养适当的牲畜以补充家庭生活所需。由于党和国家对当时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1962年以后，我国经济得到了较好的恢复，民生问题得到了相应改善。

我家是当时政策的直接受益者，经社里研究，允许我家饲养一头自留奶牛。接到通知后，母亲四处打听，后来听说三村大兴社有人卖奶牛，卖主要价180元人民币，可我家当时连10元钱都拿不出来，购牛款得全额向银行贷款，好在社里和乡里出具了证明，银行为我家如数解决了购牛所需的款项。母亲用这笔贷款从三村大兴社买回一头毛色偏黄的奶牛，这头奶牛出奶率高，基本保证了我们全家的酥油供给，为改善我家的生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笔贷款和这头奶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小母亲就教育我们做人要知恩图报，对国家的政策，乡里、社里的帮助，银行的支持她一直心怀感激。母亲巴不得很快能把银行的贷款还上，但我们村里好些人家较长一段时间一直处在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的困难状况，我家就是典型的困难户，所以还贷款成了母亲的心结。

1969年2月，我应征入伍去了部队，当时的拥军氛围很浓，政府和全社会对军属特别优待，根据我家当时的实际情况，又因我家是军属，社里和乡里再次出具证明帮我家办理延期还贷手续。1973年我参加工作后，家里总算有了点固定收入，也正是从这个时候我家才具备还贷能力。

从1962年到1973年，180元的贷款本金利息已突破百元，本息相加近300元，这对当时月收入只有38元的我来说不是一个小数，于是我找到当时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人民银行的行长，向他表明我还款遇到的困难。我说：“这笔贷款是我母亲向银行贷的，因为家庭困难，一直未能还上，现在我工作了，多少有点收入，替母亲还债是理所应当的，不过根据我的收入，一次性还清仍有困难，请允许我按计划逐步还清。”行长说：“你去部队后，社里、乡里出具证明，请求银行推迟你家的还贷期限，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催贷。现在你参加工作有了收入，主动想到还贷，说明你很讲信用，就按照你说的，根据你的收入逐步还清就可以了。”

那天是我第一次还贷，我咬牙拿出10元钱开了个好头。后来我制定了一个还贷计划，每月拿出工资的百分之十，争取6至8年把这笔贷款还清。说句老实话，从我当时的收入来看，这是一项很积极的还款计划，每月38元的工资首先必须保证家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基本开支，每月还得拿出10元钱给母亲看病，婚前我把家里唯一的一所房子让给姐姐一家居住，婚后我自己借住他人的房子，所以还得考虑攒点钱建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面对这一系列开支，38元的工资有些捉襟见肘。后来和母亲聊到还贷的事时，母亲伤感地对我说：“对不起，把还贷的压力转嫁给你了。”我说：“您是为了全家的生计才去贷款的，我现在工作了，有固定收入，主动还贷是应该的，做人要讲信用。再说我也应该尽我最大的努力消除您的后顾之忧。”那天我从母亲的脸上看到了平时很少有的悦色。

按照我的还款计划，到1979年时，贷款还剩下30元。有一天，姐姐随我去了位于小龟山附近的大中甸公社信用社。当时姐姐争着要还剩余的欠款并说：“也让我替你分担一点吧。”我说：“您没有固定收入，生活还困难，就不要争了。”正当姐弟二人争着还贷时，信用社的业务员感慨地说：“像你们这样争着还贷的我还是第一次碰到。”我说：“我们是亲姐弟。”说着便把30元钱交给了业务员。那天之后，我家漫长的还贷过程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