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娃娃

1964年，我在中甸县城（今香格里拉市）红卫小学读书。那时，学校学生大都来自中心镇（今独克宗古城）。一起长大的孩子们相互间习惯称呼小名，这样的称呼还影响到了老师。

那时，班里有个叫“北京娃娃”的女同学。其实，这位女同学的名字叫马京妹，可镇上的人却喜欢叫她“北京娃娃”，于是，老师和同学也都这样叫她，好似乎“北京娃娃”就是她的真实姓名。儿时的我总爱“打破砂锅问到底”，总觉得“北京娃娃”的名字很稀罕，想弄清这个名字的由来。

于是我找到了母亲释疑解惑，母亲告诉我：“‘北京娃娃’出生在北京，所以大家都叫她这个名字。”我再问：“那为什么没有人叫‘丽江娃娃’‘鹤庆娃娃’的呢？”母亲答：“丽江、鹤庆地方小，而北京是我们的首都，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所以，出生在北京是一种荣耀。”听了母亲的话，我十分羡慕“北京娃娃”，更想听她给我讲述北京的故事。

可惜，“北京娃娃”在北京的时间很短，且当时尚年幼，所以，她无法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很多时候，她会把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带回家里，问过她父母后，第二天才转告我们。记得她曾对我们说过，北京天安门广场很宽广，她父母带着她参加过国庆十周年典礼。她还对我们说：“毛主席说了，全国人民要大团结，要齐心建设好社会主义。”那时的我们对“北京娃娃”羡慕不已。看到同学们对北京向往的眼神，老师说：“只要大家好好学习，将来一定能上北京，走进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

1967年我转学到了鹤庆县城读书，可我始终没有忘记“北京娃娃”，她成了我向鹤庆同学炫耀的“明星”。1971年4月，当我又从鹤庆回到中甸上学时，昔日的同班同学有的小学毕业已参加工作，有的上了中学，而我却因各种原因仍然还是一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当时小学实行五年制）。巧的是新的班级里有个叫马京生的同学，大家都叫他“北京弟弟”。原来马京生是马京妹的弟弟，他也出生在北京，所以同学都叫他“北京弟弟”。

从“北京弟弟”那里，我得知他的姐姐已经当上中心镇医务室的赤脚医生，不过那时的人们已经不再叫她“北京娃娃”了，而是称她为“北京阿姐”。

我问“北京弟弟”：“你们家是怎么和北京结下缘分的？”马京生告诉我：“我父亲名叫马鸿骥，是中心镇人。年轻时他勤奋好学，是西南民院（今西南民族大学）的第一批毕业学生，后来又到中央民院进修，便留校在中央民院工作，母亲随父亲到北京生活，姐姐四岁时父亲才回到云南。”我从马京生那里得知，他父亲在北京工作期间，曾多次作为少数民族代表参加迎接外宾的国宴，还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十周年典礼。

回到学校一个月后，我被推荐到中甸一中上初中，又和曾经的小学同学在一个班级里念书。记得上中学时，《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儿歌风靡一时。为了让我们掌握更多的英语单词，一位来自昆明的女教师还把这首儿歌翻译成英文歌教我们唱。当时，班里一位同学向老师提出能不能把“北京娃娃”翻译成英文，老师在黑板上写下“Beijing doll”的字样后，问那同学：“你为什么想要知道这个英文词组呢？”当这位老师得知“北京娃娃”的故事后，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北京情系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幸福，所以大家才把亲切的爱称赐予了这对幸福的姐弟。”
     在今年“七一”的党支部活动中，我与支部里的老党员祁继光聊起了此事。这位土生土长在独克宗古城的学长饶有兴致地对我说：“‘北京娃娃’的父亲是我的舅舅，‘北京娃娃’和‘北京弟弟’是我的表姐和表弟，这称呼足以体现藏族群众热爱北京、心向北京的情怀。”他还深情地说：“独克宗古城的人们对党有着深厚感情，所以我们不仅把北京的寓意用于自己的名字，更愿把美好情意刻写在自己的心中。如今，香格里拉人在北京工作的已不再是少数，每年考上大学进北京读书的学生也有很多。所以，今天香格里拉的‘北京娃娃’应该是成百上千了。可以说是北京的光辉照亮了香格里拉。”祁继光的眼里充满了自豪感。

“北京娃娃”勾起了我对往事的怀念，让我深切地感受到首都北京和香格里拉紧紧相连，这种紧密的联系坚定了我心向北京的信念和追求，更激发了我积极投身到全州开展的“拥护核心·心向北京”主题实践活动中，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为实现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跨越式发展而勤奋努力……